論《西游記》的思想與主題

論《西游記》的思想與主題  更多相關論文：論《西游記》孫悟空形象  論《西游記》中孫悟空的藝術形象  論《西游記》中孫悟空的形象  淺論《西游記》人物形象與性格  論《西游記》中豬八戒的形象  論《西游記》中的豬八戒形象  論《西游記》的藝術特色  淺論《西游記》中的道教思想
 
 每部作品都有它的個性特征。《西游記》是以廣闊地反映、揭露、批判現實（常為悲劇）為其內容特征，還是以正面樹英雄、寫成功的人生之路（常為喜劇、正劇）為其特征？我認為是后者。《西游記》是理想英雄孫悟空的傳奇，作品寫了他從出世（第一回）到成正果（一百回）的全過程。即《西游記》以寫人生為重點，不是以批判社會為重點。當然，理想英雄的人生并非在真空中度過，即使是神話英雄，其大鬧天宮^造**史、其西行建功立業史，無不是人間社會的折光。但這些是從屬于英雄史的，它是使作品得以成功的地方，卻并非重點所在。研究《西游記》的思想與主題不能離開《西游記》的個性特征，不能脫離《西游記》的內容實際。
 孫悟空有什么樣的人生？這又取決于他為什么樣的事業而奮斗。一部《西游記》，中心事件是取經，取經是孫悟空的主要事業。因此，取經的意義是研究《西游記》思想的一個關鍵問題。研究《西游記》思想不能舍此而求它。從《西游記》全部內容來看，通常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一至七回）寫孫悟空出世到大鬧天宮及失敗，是序幕；第二部分（八至十二回）主要是交代取經的緣由，承上而啟下；第三部分（十三至一百回）為取經經過，是主體。要弄明白取經是什么樣的事業、其主旨是什么，得先從第二部分“取經的緣由”入手進行研究。“取經緣由”包括以下幾方面的內容：
  如來說法：如來先逐一分析了四大部洲“眾生善惡，各方不一”的形勢，從而提出“我今有三藏真經，可以勸人為善”的主張。“三藏”乃“法一藏，談天；論一藏，說地；經一藏，度鬼”。用以解決“貪淫樂禍，多殺多爭”，“口舌兇場，是非惡海”，達到“勸化眾生”，去惡揚善，建立一種“不貪不殺”，“敬天禮地，心爽氣平”，“人人固壽”的人間樂土。如來提出的大目標，也就是大乘佛教“普渡眾生”的口號。如來說法，乃是點明取經的主旨所在。
 魏征斬龍、唐太宗入冥：這兩個情節是因果關系。“斬龍”是為了引出“入冥”；“入冥”是要讓唐太宗在陰司看到自己的“罪孽”：首先是先主李淵、先兄建成、故弟元吉上來揪打索命。盡管唐太宗是英主，但他親手射殺兄長太子建成、親自指揮尉遲敬德射殺弟弟元吉、逼父讓國的事，在人情上是難以通過的。《西游記》的作者毫不客氣地把它提出來了。接著是整個枉死城都來討命。判官的話是對帝王的警告：“若是陰司里無報怨之聲，陽世間方享得太平之慶。”作者用曲筆批判了現實之后，提出了一個情節要求：唐太宗需要“度鬼”。暗示了一個政治要求：清明政治——“度人”。
  “如來說法”反映上界的如來預見到了度眾生的需要；“魏征斬龍”、“唐太宗入冥”反映了下界的唐王又有“度鬼”、“度人”的急切需求。于是取經事業，也就應運而生。    觀音訪僧：找到取經的和尚唐僧，一路收下三徒一馬，事先安排好一支取經隊伍以后，觀音對唐僧講：“你這小乘教法，度不得亡者超升，只可渾俗和光而已；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亡者升天，能度難人脫苦，能修無量壽身，能作無來無去。”意即小乘佛法只能使自己本身超脫，不能度別人，它沒有超度眾生的目的和能力，應予否定。而大乘佛法的三藏真經能度鬼出地獄，能度人脫離苦海，它有普渡眾生的目標和能力，應為此而奮斗。觀音對唐太宗也重申了這一觀點：“你那法師（唐僧）講的是小乘教法，度不得亡者升天。我有大乘佛法三藏，可以度亡脫苦，壽身無壞。”這是繼如來說法之后又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申了取經的意義。
 取經究竟是什么樣的事業？為什么值得這師徒四人外加龍馬不辭萬死地以畢生的精力為之奮斗？綜上所述，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取經不以“小我”的脫苦（小乘教義）為宗旨，而是以“大我”的“普渡眾生”（大乘教義）為宗旨的事業。提倡只有“眾生”脫苦，“小我”（孫悟空、唐僧等個人）才得以脫苦成佛。通過如來、觀音這兩位取經發起人的反復交代與說明，貶了小乘教義，褒了大乘教義，以取大乘教的“法三藏”為取經的唯一目標。實際上是否定了為“小我”的利益奮斗的事業，肯定了為“大我”利益奮斗的事業。取經，實際上是在佛教“普渡眾生”口號中寄寓了大同世界的社會理想。取經，是為這一社會理想奮斗的事業的象征，是崇高而偉大的事業的象征。這就是《西游記》第二部分所要交代明白的問題，在全書中具有樞紐意義。
 弄清了第二部分取經的宗旨以后，再來看《西游記》第一部分（一至七回）與第三部分（十三至一百回）的關系如何？回答是：這兩部分正是以“取經——普渡眾生”與否為分界線，表現了人物性格、思想內容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的兩個階段。
 第一部分為孫悟空在花果山時期。他過著“不服麒麟轄，不服鳳凰管，又不服人間王位所拘束”的生活。這個猴子王國是代表自由、美好生活的烏托邦，似陶淵明的世外桃源，但更富有進取精神，更充滿朝氣。孫悟空從“學爬學走”到“跳樹攀枝，采花覓果”，有一個活潑的童年。稍長后為猴屬找到了水簾洞福地，自己卻離鄉背井不惜遠涉重洋尋師學道練本領。學成以后，與死神斗，“自勾死籍”；與天宮斗，“打得那九曜星閉門閉戶，四天王無影無形”，為的是保衛花果山的利益，反抗死神的威脅和天宮的武裝干涉。大鬧天宮反映了對自由的向往，歌頌了為自己的美好生活而戰斗的反抗精神和強大的戰斗力，揭露批判了從天宮到地府的統治者的昏庸和無能。它為全部作品定下了戰斗的、英雄主義的基調。但是，必須指出的是，花果山時期孫悟空的事業，是為自己、為自己生活的花果山和自己周圍“人們”的利益而戰，這是正義的，其戰斗也是異常光輝的，但畢竟是小范圍的、局部性的。他的頭腦中還沒有“眾生”的觀念，沒有“普天下”的觀念，沒有“以天下為己任”的目標。
 無獨有偶，唐僧亦然。取經前唐僧的歷史是一部個人復仇史，或江流兒家族恩仇記。
 我們不妨從上述人物經歷來對照觀音所反復提到的宗教教義。早期佛教小乘教派與后起的大乘教派的一個重要區別，在于小乘（小車）只求“自我解脫”，大乘（大車，能運載許多人）不但能“自我解脫”，更重要的是“救度一切眾生”。此時猴王孫悟空的事業是花果山自身事業的創造、保衛和失敗；唐僧是個人家族復仇事業的完成。他們的行為和事業，正好符合小乘教義。孫悟空還沒有皈依，唐僧雖已皈依，但在長安水陸道場上演說的正是小乘教義。這也就是《西游記》一至七回中理想英雄孫悟空和取經的中堅人物唐僧共同的思想境界。大鬧天宮寫得很成功，但不是作品的目標，作品還要以八十八回的篇幅大規模地寫下去，還要升向高度——以大乘教義“普渡眾生”為宗旨的取經事業。
 《西游記》的第三部分，寫西行取經的過程。這時的孫悟空已皈依佛教——皈依傳播大乘教義的如來與觀音；唐僧已決定取經——放棄原來信奉的小乘教義而去西天取大乘教的三藏真經。取經的過程，是使鬼“度亡脫苦”；為人“度難”“脫苦”；對妖，也不是斬盡殺絕，而是以救度為主，使其大部分改邪歸正。取經的實踐體現了“普渡眾生”的宗旨。《西游記》只有到取經，才完成了人物性格：從為“小我”到為“大我”；也只有到取經，才完成了高階段的思想內容，提出了一個人生哲理：一旦確定為“眾生”度難脫苦的崇高目標后，就以此為終身事業，以萬死不辭的精神、戰無不勝的能力和魄力為之奮斗到底，不達目的誓不罷休。通過西行取經所揭示的人生道路的內容是豐富而具體的，至少提出了這樣三方面的問題：
 1.表現理想英雄自身素質的完善與成長。
 完成從為“小我”到為“大我”的轉化，不是靠觀音勸化如來說教就能解決的，需要在取經實踐中不斷完善。八十一難就體現了對人物素質的考驗與鍛煉。就是孫悟空，對取經也不是一開始就有高度的自覺，當他因打死了“不該死罪”的強徒而受責時，就“心頭火發”走了。后來雖然回來，但到時候“心上還懷不善”，“望唐僧就欲下手”，這是戴上金箍前后的基本思想。戴金箍有強制性，“那行者才死心塌地，抖擻精神，……奔西而進”，后來成為完成取經事業的主要人物、堅定者。“四圣試禪心”是對八戒的以色欲、貪欲為核心的私欲進行懲罰和改造。八戒的私欲最重，他對取經事業的堅定性最差，他的改造時間最長。“尸魔三戲唐三藏”時，唐僧之所以上當受騙，甚至造成取經隊伍自身的分裂，都與八戒的心術不正、唐僧的迂腐、沙僧的明哲保身有關。人物自身的私欲或與私欲有關的缺點總是給事業帶來失誤或失敗；要為“大我”的事業獻身，就要不斷克服為“小我”的私欲；要完成崇高的事業，就必須克服自身不夠崇高的地方。這是《西游記》寫人物事業上的成功之路所提供的一條人生哲理。在這一點上，八戒最具有典型意義。
 遏制和改造人物的私欲，是為了完成人物性格的升華。不僅孫悟空，整個取經隊伍最后都完成了這一點。不論西梁女國的“一國之富”、烏雞國的“王位”之尊、多次的女色誘惑、木仙庵的閑適與安逸，……都未能使他們停下西行的腳步；刀山火海、洪水猛獸，……幾乎歷盡了世上所能有的各種艱難困苦，經歷了無數次死神的威脅，他們始終一往無前，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其頑強精神如孫悟空所說：“就是東洋大海也蕩開路，就是鐵裹銀山也撞個透”；其堅強決心如唐僧所說，這一去“定要捐軀努力，直至西天。如不到西天，不得真經，即死也不敢回國，永墮沉淪地獄”。為了完成事業，人物具有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品質，表現了高度的樂觀主義和英雄主義的性格。這種事業心、奮斗精神，正是《西游記》中以眾生為核心的最為閃光的思想之一。明清人評論《西游記》時提出“心生種種魔生，心滅種種魔滅”及“明心正德”、“自治”等觀點，雖未能有真正合理的解釋，但在研究的思路上還是有可取之處。
 除了思想素質上的要求之外，《西游記》還提出了大智大勇、本領高強等才華方面的要求。光有信念沒有本領是完成不了事業的。唐僧雖然意志堅強，但沒有神通法力，他不能成為取經的真正主角，必須由本領高強的孫悟空來當主角。大鬧天宮時極力渲染孫悟空的武藝高強，但大智不足，失敗于對手的暗算。取經過程則更多地表現他的智慧。在大鬧天宮時煉就了一雙火眼金睛，而發揮作用則在取經途中。他善于識破敵人的一切偽裝，不論妖魔變成美女、老人、孩童、花草樹木，甚至變成他們所追求的西天雷音寺，都難逃他的火眼金睛。他善于動員、調度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讓公雞昂日星和母雞毗蘭婆去降伏蝎子精和蜈蚣精——一物克一物；他調查對手的根底，驅使上界的仙佛親自出馬收降逃往下界作惡的下屬——知己知彼，克敵制勝；他“人情大”，交游廣，天上的神仙、海中的龍王、陰司的鬼官都可以呼之即為他所用；他有種種對付敵人的斗爭策略，包括鉆進對方的肚子里去等等。總之，從大鬧天宮到西行取經，孫悟空從大勇到大智，成為一個智勇雙全的無敵英雄，性格得到完善。《西游記》使人們對高強的技藝和智慧充滿無限的向往和敬佩之情。看完《西游記》，最令人羨慕的大概是孫悟空的本領，這也許是由于作品自始至終強調了這一點和作者對英雄人物的才華充滿無限敬仰之情的緣故。
 2.表現理想英雄光輝的社會實踐。
 《西游記》“普渡眾生”的宗旨在西行中的實踐主要表現為“除惡”與“利民”兩個方面。
  “除惡”，是西行取經的基本課題，孫悟空以降魔除惡為其主要屬性。他嫉惡如仇，除妖務盡。而《西游記》中的除惡，又都有深刻的現實意義。妖魔邪惡，有的是自然界困難與險阻的化身，更多的是人類社會惡勢力的再現，是社會現實的反映，許多還是明代社會的折光。紅孩兒怪的剝削與勒索，把山神土地搞得“一個個衣不充身，食不充口”，還要“燒火頂門”、“提鈴喝號”，服勞役；連紅孩兒手下的小妖也向山神土地“討甚么常例錢”，“若是沒物相送，就要來拆廟宇、剝衣裳”，這與明代的社會世態是何等相似。車遲國虎力、鹿力、羊力、大仙取寵信于國王的描寫，一些道士被封“真人”、“真君”的稱號，都與明世宗崇道相似。搜捕和尚做苦工時，“四下里快手又多，緝事的又廣，……就是剪鬃、禿子、毛稀的都也難逃”，又何嘗不是明代廠衛特務統治的寫照！對“鐵面無私”、“公正”的ｙáｎ＠⑴王殿，也寫了崔判官為唐王加壽的徇情枉法；神圣的西天有送“人事”的賄賂制度，并為如來所認可；上界的神與佛有的默許親隨下屬在下界作惡。這都是封建社會官僚制度的現實反映。上古時代神話中的英雄生活在簡單的，主要是與自然斗爭的環境中，他們的英雄業績常表現為對自然的征服。《西游記》不是上古時代的神話，而是封建社會晚期的神話，它的理想英雄生活在復雜的人的社會世界里，其英雄業績更多地反映了封建社會人們對改造社會的理想。
  “除惡”與“利民”是因果關系。“除惡”為了“利民”，是前提；“利民”是“除惡”的目的，是取經宗旨的體現——“普渡眾生”。與紅孩兒斗，為了“拯救山上生靈”；車遲國，“為人間報不平事”；陳家莊，仗義救人，降妖除害；火焰山，滅火使萬物萌生；祭賽國，是受苦眾僧夢中盼望的救星，是現實中救苦救難“有恩有義的老爺”；隱霧山打死豹精南山大王救出樵夫使與老母團圓；鳳仙郡為民求雨；百腳山為民鏟除蜈蚣精；比丘國救一千一百一十一個小兒生命；……種種“除惡”、“利民”的生動寫照，構成了八十一難的基本內容。《西游記》中理想英雄不同于同時代的許多英雄傳奇，它不提倡那種為個人的功名業績，也不是寫在一國中安邦定國利民的英雄傳記，而是行萬里路，安無數邦，正許多國，除各地之害，利各國之民，是超越一國之界，具有大同世界社會理想的英雄傳奇。《西游記》沒有國界，因為它著眼于“眾生”，宗旨是“普渡眾生”。我們再將《西游記》這第三部分人物的經歷來對照第二部分中觀音所反復提到的宗教教義，顯然，這里的一切完全符合大乘教義。人物的所作所為既非唐僧家族中的恩仇，亦與花果山的利益無直接關系。與第一部分大鬧天宮時相比，人物的斗爭目標、作品的思想境界，都升向了新的高度。
 3.表現理想英雄的成功。
 《西游記》在事業成功、個人成佛的兩美境地結束全文。人物歷盡艱辛，到了西天，取了真經，他們自己也都成了正果：唐僧成為南無旃檀功德佛，孫悟空成為南無斗戰勝佛，八戒成為南無凈壇使者菩薩，沙僧成為南無八寶金身羅漢菩薩，白馬成為南無八部天龍廣力菩薩。《西游記》所揭示的一個人生哲理，簡單說來就是如此：畢生為“眾生”的事業奮斗，完成這樣的事業，個人也就達到了“至善”的精神境界，他就永垂不朽——成佛了。《西游記》告訴人們的就是這一個做人的道理，一條人生的道路，一種人生哲學，這就是作品的主題所在。人人都有自己的職業和事業，不論是種田的、做工的、經商的、讀書的，……人人都有自己的“西天之路”，但愿人們象《西游記》中的理想英雄那樣，把自己的事業建立在為“眾生”的基礎上，百折不撓，完成事業，達到“至善”，這就是作品的思想意義所在。即使缺乏孫悟空那樣的大智大勇，而象“蕓蕓眾生”式的沙僧、本事不大的唐僧、有嚴重缺點的八戒，他們雖然在完成事業中當不了主角，但也都能完成事業，達到“至善”。可見，“西天之路”也并非高不可攀，這也是《西游記》給人們的鼓舞與啟迪。總之，《西游記》告訴人們：人生應有怎樣的事業與目標，怎樣去為完成事業而奮斗，怎樣走一條成功之路。所以說，《西游記》是寫人生的，以縱向的寫人生道路為特征，不是橫向地以廣闊地反映與批判現實為重點。 
 下面談談對幾個有關問題的看法。
 1、《西游記》不存在兩個互不相關的主題，而是主題與思想內容都是一貫到底的。就全書的內容來看：第一部分（一至七回）以大鬧天宮為主要內容，提出了為自身、為花果山的利益而斗爭，是“雖敗猶榮”的，但目標、性質，是為“小我”；第二部分（八至十二回）交代取經緣由，闡明取經的象征意義，提出了新目標——為“普渡眾生”的事業奮斗，其目標、性質，是為“大我”；第三部分（十三至一百回）寫西行取經全過程，寫為“普渡眾生”而奮斗的實踐及成功。可見全書層層遞進，一脈貫通。第一、第三兩大部分不是互不相關或互相對立的，第二部分也不是無足輕重的敗筆。我們再將小說《西游記》與元以前的《取經詩話》對比一下：《取經詩話》已經有了完整的取經過程，本已具備了完整的結構和情節，而小說作者之所以還要加上鬧天宮、江流兒故事、如來說法、魏征斬龍、太宗入冥等幾個故事，一起捏合起來，其目的是很清楚的：他要美化取經，要寫出取經的意義，要讓取經的意義高于鬧天宮的境界，讓人物有一個從為“小我”到為“眾生”的發展過程。這也符合現實生活中英雄人物成長的道路和規律：常常先是為自我、為家鄉而戰斗，后來再進而為“全民”（眾生）的事業而奮斗。所以《西游記》這樣寫人物也是順應自然的事。作品在寫了大鬧天宮的篇章以后還向更高的境界升華，更上一層樓，這只能說明作者有思想和藝術的魄力。就象偉大的戲曲家關漢卿寫《竇娥冤》一樣，在竇娥處斬的高峰上，居然能再遞進一層，寫出三個無頭愿來。文學史上藝術大師的這種藝術境界的不斷升華，只能使人驚嘆不已而沒有進行指責的理由。
 2、關于孫悟空。主題、思想、內容是一貫的，主人公孫悟空當然也不存在前后矛盾的問題。不過還是要說明幾點。
 關于孫悟空是否投降的問題。孫悟空是“投降”了，更準確地說，是皈依了。第八回他請“大慈悲（觀音）指條門路，情愿修行”。觀音沒有指點他去深山老林面壁修行以達到個人成仙佛的“門路”，而是指點他走向世界，歷盡艱辛，做無數好事，除無數妖邪，為度眾生脫苦而后自己成佛的“門路”。這說明觀音大士是位頗有水平的導師，她讓孫悟空的思想境界更高，從事的事業更偉大，人生道路更寬廣。從這點來看，孫悟空的“投降”不是倒退而是前進。
 如果一定要追究孫悟空前后不一，多少有點“變節”之嫌的話，那么不妨追查一下他的信仰派別和歸屬問題。他最早拜的老師是須菩提，是佛的十大弟子之一，他的七十二變等等本領都是從須菩提那里學來的；后來皈依的是觀音，師父是唐僧，都是佛門系統；他鬧了天宮被佛制伏又被佛釋放；取經是佛教的事業；最后也是成為斗戰勝佛。他始終是佛的系統。他主要是與“道”有矛盾：一生下來，“目運兩道金光，射沖斗府”，驚動的是玉帝；后來鬧的天宮，也是“道”的系統，他可沒有鬧過“佛”的西天；以后的歸屬也始終不是“道”。所以，從信仰的教派來看，孫悟空并不存在前后不一的“變節”問題。
 孫悟空確實在大鬧天宮時說過，“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的話，但這不是孫悟空真正的人生目標和政治綱領。他不但沒有真的做成皇帝，而且也沒有花主要精力去爭奪帝位。他是以畢業的精力致力于他的事業——取經。作者無心把他塑造成一個英主，而是把他寫成一個英雄。他自己不是皇帝，于是他總得在皇帝的治下干事業，這符合明代人的思想。《西游記》中的皇帝或級別同皇帝的有三位：一是唐王，作品對他稍有批判但主要是肯定，從來不造他的反，取經對他有利、為他所需，并以為他治下的“眾生”服務為主要目標。二是玉皇，他昏庸，也殘暴，早年的孫悟空造了他的反，但后來他也支持取經事業，孫悟空也與他合作，當然并不俯首稱臣，開始打他個落花流水，后來亦不失為有理有節。三是如來，取經事業的發起人，西天極樂世界的教主，也可算是個賢王的形象。賢王也不一切都好，西天有“人事”，“娘舅”是妖怪，部下的親屬為非作歹的不少。這也是很現實的。孫悟空主要在他的“領導”下干事業，對他的缺點也直言不諱。作品寫英雄人物在賢王的治下干一番偉大的事業，這符合封建時代人們的思想。作者筆下的理想英雄確似綠林好漢出身，這也只是說明真正的英雄來自草莽。但這位英雄的真正事業不在^造**勝利而在象征“普渡眾生”的取經事業的成功。《西游記》不是《水滸傳》，沒有傾注太多的熱情和篇幅去寫革命的^造**精神，而是筆酣墨飽地以大量篇幅去寫事業的崇高性和很強的事業心。《西游記》與《水滸傳》都是偉大的作品，但各有自身的特點與個性，他們的主題并不相同。
 3.關于神魔問題。
  玉帝輕賢，不會用人，還武裝干涉花果山的自由天地，孫悟空造他的反具有正義性。不過玉帝也并不壞到底，如來不讓孫悟空打倒他，他后來也成為取經事業的支持者。讓玉帝后來做好事為什么不可以呢？當然孫悟空和他還不斷有斗爭，但后來斗爭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合作。合作的前提是玉帝自己的改變。就是妖魔，作惡或阻礙取經時，是敵對關系，一旦制伏以后，也都誘導其改邪歸正，并用其所長。對玉帝不是一反到底，對妖魔也不是一概打死。好人不是都好，如來也有缺點；壞的也不是個個永遠都壞，改了就可以肯定。觀音常勸孫悟空棍下留情，她的政策具有很大的靈活性。《西游記》寫人物是發展的、變化的、多面的。認為神魔一概是正面人物或一概是反面人物的絕對分析方法難以吻合《西游記》中復雜的人物描寫。
 此外，關于《西游記》的思想，還要作一點補充說明。《西游記》確有三教合一的”思想，但不過是各取所需而已，表達的是作者自己的思想。如對佛教，用其“普渡眾生”的口號，以闡明取經的宗旨和武裝人物的思想；對道教，用其“法力”、“仙術”來表現卓越超凡的才華與能力，強化斗爭，夸張與渲染事業的艱巨與偉大；對儒家，用其入世的、有所作為的人生態度，以表現為實現理想和事業的奮斗精神和進取精神。但是《西游記》不是證道書：佛以“空門寂滅”為目標，道以“采煉全真，希圖不死”為目的，主張出世，主張無為，“惟知獨善一身，以視斯世斯民之得失漠不相關”。《西游記》力寫“奮斗”，決非“無為”；力主除妖、利民，決非獨善一己之身而置“斯世斯民”之事于不顧。就是“普渡眾生”的口號，作者在運用時也是有分寸的。取經事業的真正光輝處，主要在于取經者們一路上對這一宗旨的實踐，而不在“三藏真經”本身有什么法力或功德。“經”，還是一紙空文，西天也有“人事”，取到真經以后也沒有發揮“普渡眾生”的作用，作品沒有對經加以美化。清人劉一明《西游原旨讀法》說得好：“《西游》取真經，即取《西游》之真經，非《西游》外別有真經可取。是不過借如來傳經，以傳《西游》耳。”可見《西游記》利用了宗教的口號及教義，卻并非在進行宗教宣傳。至于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學而優則仕”等社會思想與人生道路，與《西游記》的大鬧天宮、輕富貴入禪門等格格不入，《西游記》反映的思想不是儒家的概念所能概括。它的“三教合一”思想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作者如此活躍的思想，當與明代后期隨著經濟的發展而出現的哲學上王學左派的思想解放潮流合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