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家庭“多子多福”觀的經濟學分析(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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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有一半的兒童會在青春期或成人期之前死亡，五個孩子中就有一個可能會變成殘疾。” [ 李中清、王豐，《人類的四分之一：馬爾薩斯的神話與中國的現實（1700-2000）》，三聯書店，2000年3月第1版，P85]
關于個人素質，上面我們已經說過，古代中國農民正規教育的支出是微乎其微的。因此在收入水平很低，同時提高子女質量的成本又很高昂的情況下，理性選擇就正如圖1所描述的那樣：生育較多的子女，并接受較低的“預期子女質量”。上面說過：“實際子女質量”要受到一些不可控的因素的影響。古代中國農民家庭提高“預期子女質量”能力很小，“實際子女質量”的決定更像是一個隨機的過程。農民家庭更多地寄希望于生育較多的子女和“實際子女質量”決定中的隨機因素。即便在近似隨機的過程中出現高質量子女的概率很小，在子女基數較大的情形下還是有可能出現高質量的子女的。
預期：在生育的經濟預期方面，男女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這直接導致了對男女需求的差異。
1. 男子：一是在長大后能直接增加家庭的產出；二是對父母的贍養完全依靠于兒子。
2. 女子：一是本身對于家庭的產出貢獻不大，特別是在兒子娶了媳婦之后，媳婦可以完全替代女兒的作用；二是女兒出嫁時還要陪上一筆嫁妝。“女兒是個陪錢貨”的思想在古代中國農民家庭中相當普遍。
由此從經濟角度來講，家庭對男子的需求遠大于女子的需求。除了這些不同之外，像上面提到的兒童死亡率高的預期都會增加家庭總的預期生育子女的數量。
偏好：偏好的決定超出了經濟學的解釋范圍，也是經濟學不愿下太多筆墨的地方。對于男女的偏好除了上面預期部分所涉及的經濟因素之外，更多的是受到重男輕女等傳統思想的影響。通過我們耳濡目染的各種社會習俗都可以體會到這一點，這里就不多說了。
分析完這5個方面，可以得出一個很熟悉的結論：古代中國農民家庭對于子女需求的數量在一個很高的水平，而性別上又極為偏向于男性。到這里，讀者可能會有這樣的疑問：既然男女本身有差別，就應該作為兩種不同的“商品”來分析，合二為一得不出結論。之所以沒有這么做與下面講到的子女的自然供給有關。與分析一般商品供給時需要考慮商品價格，投入價格等經濟因素不同的是，在我們考察的范圍內子女的供給主要是由生理決定的，不是由對于男女的需求決定的。換句話講，子女的性別在我們所討論的古代中國農民家庭中是不可控的。因此，將對男性和女性子女的需求區分開來也就沒有什么實際的意義了。
在繼續供給方面的分析之前，要對所涉及的人口社會學的有關概念做一點說明。生育力是指婦女生育能力和潛能。生育率是指不同時期，不同地區婦女或育齡婦女的實際生育水平或生育子女的數量。在社會學上，邦加茲模型提供了一種生育率的分析框架。其表達式為
TFR=Cm*Cc*Ca*Ci*Tf
其中，TFR為總和生育率，Cm為婚姻系數，Cc為避孕系數，Ca為人工流產系數，Ci為哺乳不育期系數，這4個系數都在0—1之間。Tf為假定的生育力。
結合古代中國農民家庭的實際情況，子女的自然供給（這里強調“自然”，與我們下文中所涉及到的家庭“強制性措施”有關。）主要取決于初婚的年齡（這對應于Cm），生理硬性條件（對應于Ci和Tf），避孕措施（對應于Cc和Ca）。下面我們來逐一地分析。
初婚年齡：《孔子家語》中這樣寫到：
“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于此而往，則自婚矣。”
近代學者所做的一系列考證更精確地說明了中國傳統社會男女的初婚年齡。見表2。
表2 中國不同時期和地區男性和女性平均初婚年齡（單位：年）[ 李中清、王豐，《人類的四分之一：馬爾薩斯的神話與中國的現實（1700-2000）》，P98]
時期地點平均初婚年齡（男性/女性）
1520-1661 安徽 21-22 —
1550-1850 浙江 20.9/22.4 17.6/19.1
1640-1900 北京 — 20.7
1700-1900 北京 20.9 —
1774-1840 遼寧 20.8 18.3
1929-1931 華北 20.3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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