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家庭“多子多福”觀的經濟學分析(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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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三年湖北《蒲圻縣志》引蘇軾的文章最具體地描述了殺女嬰是如何進行的，同時也證明了這種惡習從北宋到清代始終存在：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則殺之。尤諱養女，以故民間少女，多鰥夫。初生女，輒以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而死。”[ 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1368—1953》，三聯書店，2000年11月第1版，P70]
“在一項對1700—1840年間出生的清朝皇室家族33000名成員之嬰兒和兒童死亡率的研究中，我們發現有1/10的女嬰有可能在出生后幾天內就被殺死。（Lee,Wang and Campbell 1994）…嬰兒溺殺率在平民中甚至更高，在一項依靠間接方法對出生于1774—1873年間的約12000個東北農民的研究中，李和康(Lee and Campbell，1997)估計有1/5至1/4的女性死于故意的溺殺。” [ 李中清、王豐，《人類的四分之一：馬爾薩斯的神話與中國的現實（1700-2000）》，P72]
通過這種方法，家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其經濟的生育計劃。特別是在已經有了3-5個孩子的情況下，由于避孕措施的缺乏而造成的過量生育都可以用這種方法來處理以保證最為經濟的家庭生育結果。這與我們在第一部分討論家庭對于子女需求曲線斜率的平緩的描述是一致的。在圖2中，不論供給曲線如何變動，實際得到的子女數目將始終保持在3-5人這個由需求曲線的形態所決定的規模上了。
總結：家庭成本與社會成本的沖突
雖然本文的分析很粗糙，特別是男性農民勞動能力的具體變化沒有精確地確定，而且由于資料來源有限，有些資料與我們所考察的范圍并不完全一致（盡管這并不妨礙我們得出結論，因為對于中國這個傳統意識和行為根深蒂固延續了數千年的社會中，不同時期的數據具有很好的通用的解釋力）。但分析到這一步我們仍可以大致看出，幾千年來，古代中國家庭平均人口保持在5-6個人的規模不是偶然的。它是家庭經濟選擇的結果，也只有如此才能保證以家庭為中心的經濟優化。雖然古代的農民可能并沒有精確地計算過，但有些地區民間自古就留傳著類似于“五男二女”的生育家訓。這正是古代中國生育智慧的傳承機制。
家庭經濟的選擇存在著嚴重的家庭成本和社會成本的不一致。家庭的最優結果卻產生了顯著的負外部性：在古代中國，技術能力更新極為緩慢的情況下，人口數量指數級的增長使得分攤到每個人頭上的可能的物質資本，人力資本，技術知識和自然資源都變少了。這直接導致了生產力水平的下降。近代的許多學者都對此做了精辟的分析。而本文正是為這種宏觀的分析做一個微觀的支持，如果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就足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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