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刑法對未成年人的保護及缺陷 (2)(八)

    未成年人的刑事責任問題一直是眾多學者關注的焦點，筆者認為我國刑法有關未成年人刑事責任的規(guī)定，存在以下不完善之處： 

1.關于刑事責任年齡的認定標準無法體現未成年人的個體差異 

我國刑法主要是以人的生理年齡為標準來規(guī)定刑事責任年齡的。應當說目前這種劃分基本上反映了年齡與責任大小的辯證關系。但是事物總是千差萬別的，普遍性原則并不能毫無誤差的適用于所有的情況，否則就可能無法實現個體的公正。[ 莫洪憲：《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責任若干問題探討》2006 年]每個未成年人的個體發(fā)育情況都不相同，再加上從出生到成熟，其所處的家庭、學校、社會等外部環(huán)境也有著很大的差別，這些都導致了未成年人的心理年齡存在很大差異，達到了一定的生理年齡未必就達到一定的心理年齡。我國刑法

僅以生理年齡作為認定刑事責任年齡的標準，這種“一刀切”的立法模式盡管能極大的體現罪行法定主義，但卻不能照顧到未成年人的個體差異，因此有可能使達到生理年齡但心理年齡卻很小的未成年人受到刑事追究，這顯然不利于對這一類犯罪未成年人的特殊保護。  

 2.讓已滿 16 周歲的未成年人負完全刑事責任有失合理性 

人的成長過程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其責任能力也是一個從無到有、從部分到全部的漸變過程。依據我國刑法的規(guī)定，已滿 14 周歲不滿 16 周歲的人只對極少數嚴重的犯罪承擔刑事責任，而已滿 16 周歲的人則對所有的犯罪都要承擔刑事責任，兩階段的未成年人在年齡上相差無幾，但是其各自承擔刑事責任的范圍卻有很大的差距。[ 馮衛(wèi)國、王振海：《我國未成年人刑事責任范圍的立法完善：以漸進性為視角》2005年

]這種較大的跨越違背了人成長過程的漸進性及連續(xù)性，有違對犯罪未成年人進行保護的宗旨。 

3.已滿 14 周歲不滿 16 周歲的未成年人承擔刑事責任的范圍欠妥當 

刑法第 17 條第 2 款的規(guī)定：“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然而這八種情形是指具體的罪名還是行為？理論界引起了很大爭議，給司法實踐也帶來了諸多不便。2002 年 7 月 24 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在給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已滿 14 周歲不滿 16周歲的人承擔刑事責任范圍問題的答復意見》(法工委復字〔2002〕12 號)指出:

《刑法》第 17 條第 2 款規(guī)定的八種犯罪,是指具體犯罪行為而不是具體罪名。這種解釋姑且不考慮其效力的問題，但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司法實踐的難題。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5 條規(guī)定：“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實施刑法第十七條第二款規(guī)定以外的行為，如果同時觸犯了刑法第十七條第二款的規(guī)定的，應當依照刑法第十七條第二款的規(guī)定確定罪名，定罪處罰。”我認為這一解釋對刑法第 17 條第 2 款的規(guī)定還是理解為具體的行為了，不符合對犯罪未成年人進行保護的精神。一方面，刑法分則規(guī)定的能同時觸犯刑法第 17 條第 2 款規(guī)定的犯罪行為范圍很廣，如聚眾斗毆罪、劫持航空器罪、強迫賣淫罪、武裝叛亂罪等等，都可能同時觸犯刑法第17 條第 2 款的規(guī)定。這樣解釋意味著要讓未成年人對這些行為都承擔責任，顯然擴大了讓未成年人承擔刑事責任的范圍。而刑法第 17 條第 2 款明確規(guī)定那 8 種罪的立法愿意旨在限制相對負責任年齡的未成年人承擔刑事責任的范圍，因而這樣解釋與立法保護未成年人的精神不一致。另一方面，從立法技術上看這樣解釋會導致刑法適用中的矛盾，有悖罪行法定原則。如，綁架后殺害人質的，依據刑法第 239 之規(guī)定，應定綁架罪。但是依據解釋規(guī)定，已滿 14 周歲不滿 16 周歲的人實施這一行為，則應定故意殺人罪，顯然不符合罪行法定原則的要求。 

四、適用于犯罪未成年人的刑罰制裁體制不完善

    刑罰的適用，直接關系到犯罪未成年人的切實利益，關系到他們能否得到真正的法律保護，關系到能否將他們改造成健康的社會公民。鑒于犯罪未成年人身心等各方面的特殊性，我們有必要對他們適用不同于成年犯罪分子的刑罰制裁體制，以體現對未成年人犯罪“教育、感化、挽救”的刑事政策及“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而我國的現狀是：其一，我們缺乏對犯罪未成年人適用的專門刑事法律，沒有獨立適用于其的刑罰制裁體系；其二，現有刑法有關犯罪未成年

人的刑罰適用規(guī)定也沒有自成章節(jié)，而是零散于一些條款中；其三，對犯罪未成年人適用和成年人基本一樣的刑種體系，即除死刑明確規(guī)定不得適用于犯罪未成年人外，其余的刑種包括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及附加刑罰金、沒收財產、剝奪政治權利都可以適用于犯罪未成年人。其四，對犯罪未成年人適用刑罰時，盡管刑法明確規(guī)定“應當從輕或減輕處罰”，相關司法解釋也作了寬和的適用規(guī)定，但體現出的對犯罪未成年人的保護力仍不夠。如對犯罪未成年人仍可以適用無期徒刑，未明確明確規(guī)定犯罪未成年人不適用累犯制度，對犯罪未成年人適用緩刑、假釋等的條件還顯苛刻等。這些都不能充分的對犯罪未成年人進行保護。 

五、對犯罪未成年人適用非刑罰處罰不突出

 通說認為，刑事責任的實現方式共有三種：給予刑罰處罰；適用非刑罰處罰方法；僅宣告行為構成犯罪，即免除刑罰處罰且不給予非刑罰處罰。[ 韓俊雯、田宏杰：《淺析我國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罰處罰方法》，載《2004 年中國刑法學年會文集》，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2004年版

]非刑罰化近年來已經成為國際上刑事立法改革的重要趨勢之一，它是對一些社會危害性不大，不需要判處刑罰的犯罪，用刑罰以外的方法進行處理，從而使制裁手段多樣化、緩和化，在一定程度上分離了犯罪和刑罰的必然聯系，開辟了刑事責任方法多元化的途徑。[向朝陽、劉秀：《我國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罰處置措施研究》，載《2004 年中國刑法學年會文集》，中國人民

公安大學出版社 2004 年版]針對犯罪未成人的特殊性，并貫徹對他們教育、保護的方針，我們更應該樹立非刑罰處罰方法優(yōu)于刑罰處罰的觀念，完善對他們適應的非刑罰處罰方法。然而我國現行刑法一方面沒有規(guī)定對犯罪未成年人專門適用的非刑罰處罰方法，第 37 條規(guī)定的非刑罰處罰方法包括訓誡、責令具結悔過、賠禮道歉、賠償損失、建議由主管部門予以行政處罰或行政處分則既能適用于犯罪未成年人也能適用于成年人。甚至側重于對成年人的適用。另一方面，這些非刑罰處罰方法形式

比較單一，又缺乏層次性，無法照顧到犯罪未成年人的個體差異，因而不能適應我國目前對需要追究刑事責任但又不需要判處刑罰且不能免除處罰的犯罪未成年人適用的需求。

第五章    完善我國刑法對未成年人的構想

第一節(jié) 明確樹立對未成年人進行保護的刑法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