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員工工作不安全感與生活滿意度之間的關系研究（以富士康為例）(二)

通過訪談、文獻分析、專家評價和對初測數據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獲得工不安全感是由兩個因素構成的結構模型，在此基礎上，將獲得的數據加以修改，編制成正式問卷，通過正施測，獲得測試數據，隨機抽取其中的數據進行探索分析，結果抽出工作本身不安全感和工作特征不安全感兩個因素，然后對其余的數據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表明工作不安全感二因素結構模型各項擬合指標較好，并將二因素結構模型相比較，擬合數據支持二因素結構模型是個較為合適的結構模型，因此，可以認為，本研究得到的工作不安全感二因素結構模型是合理的，具有較好的結構效度。

采用Cronbach’s A 系數進行信度評價，以內部一致性信度系數（Cronbach a）

作為工作不安全感問卷信度指標，結果獲得，工作不安全感總量表以及工作本身不安全感和工作特征不安全感分量表的Cronbach a 分別為0.928.0.916和0.920,都在0.9以上，因此，工作不安全感問卷的信度指標是比較理想的。

由此可見，自編的企業員工工作不安全感問卷，涵蓋工作本身不安全感和工作特征不安全感兩個因子，具有較好的結構效度和信度，是進行企業員工工作不安全感研究的有效測評工具。

3．工作不安全感與心理健康之間的關系

根據國內外文獻及網絡數據，考察工作不安全感與心理健康的關系后發現，工作不安全感各因素與心理健康各變量之間具有顯著的相關，具體而言，工作本身不安全感和工作

特征不安全感與員工的總體健康狀況和主觀幸福感都具有顯著的負相關，與精神失調都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這些發現與已有的研究結論是一致的，許多研究表明，工作不安全感與個體工作和組織態度以及個體身心健康之間具有負向相關（如：Ashford et al,1989,Hartley,1991;De Witte,1999,Sverke et al.2002）在控制人口統計學變量和組織特征變量的影響前提下，采用層級回歸分析對工作不安全感各因素（工作本身不安全感和工作特征不安全感）與心理健康各變量（總體健康狀況，主觀幸福感和精神失調）的關系進一步考察的結果顯示，工作不安全感各因素對心理健康各變量都具有顯著的預測作用，具本來看，工作本身不安全感和工作特征不安全感對總體健康狀況和主觀幸福都具有顯著的負向預測作用，這表明企業員工的工作本身不安全感和

工作特征不安全感對其總體健康狀況和主觀幸福感產生了顯著負向影響，顯著降低了員工的總體健康不平和主觀幸福感，工作本身不安全感和工作特征不安全感對精神失調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這表明企業員工的工作本身不安全感和工作特征不安全感對其精神失調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增加了精神失調的水平。Orpen(1993)報告了工作不安全感對焦慮和沮喪高度的預測能力，工作不安全感對員工的心理健康具有負向的預測作用（Burchell,1994,）對荷蘭和以色列進行的國際比較研究發現，工作不安全感員工具有更高水平的沮喪和更加消極的情緒反應，馮冬冬等（2008）的研究表明，員工工作不安全感對其工作幸福感有顯著的消極影響，這些研究結論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本研究的結果。

二．企業員工工作不安全感的現狀與特征

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中國就業形勢日趨嚴峻，再就業群體，新生就業群體、農民工群體三股勞動力大軍日益凸顯。2008年立前后席卷全球的金融風暴，更加劇了我國企業精簡、裁員行為，特別是近年來，中國一批企業經營困難，就業崗位不穩定。就業形勢非常嚴峻，預期2017年社會就業情況進一步惡化，這種嚴峻的就業形勢，勢必對企業員工的心理產生影響，增加他們的工作不安全感，而且，在工作受到嚴重威脅的情境中，他們會更加關注工作本身的穩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