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紡織品出口的障礙及其對策(一)

摘 要
 中關紡織品貿易長期以來是兩國經貿乃至政治領域中的敏感話題。本文立足于世界貿易組織這一規范當令中美紡織品貿易的體制性框架，認為WTO框架下的美國對華紡織品貿易政策新動向包括：依托WTO規則及中國入世相關法律條款巧設進口壁壘；以數量性限制作為貿易政策的主要目標；鼓動其他發展中國家支持美國對華紡織品出口的設限行為；通過區域自由貿易協定弱化中國輸美紡織品的競爭優勢等。通過進一步從經濟、政治、法律三方面的成因分析，作者認為：WTO框架下的關國對
 華紡織品貿易政策作為美國對華貿易政策乃至美國對華政策的一部分，僅僅是美國牽制中國以最終實現其國家戰略的一個籌碼。
 前  言
 中美紡織品貿易長期以來是兩國經貿乃至政治領域中的敏感話題。一方面，中美紡織品貿易在兩國1979年建交后一直保持著較快速度的發展，貿易額從 1981年僅 12億美元擴大至 2003年的 118億美元；另一方面，由于紡織及其相關產業對于兩國促進各自經濟發展、緩解就業壓力、擴大對外貿易意義重大，所以中美紡織品貿易近30年的發展歷程并不平坦，甚至可謂沖突、摩擦不斷，雙方曾就貿易赤字、紡織品配額、非法轉口、關稅壁壘等問題展開過激烈而漫長的拉鋸戰。　　隨著中國2001年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和2005年現行《紡織品服裝協議》（ATC）管理下的全球紡織品配額體系即將既定終止，中美紡織品貿易又進入了一個關鍵時期。值得關注的是，2003年末美國以中國入世法律文件中的相關條款為依據，對我國三種紡織類產品采取了特別保障措施。美國這一帶有明顯試探性和示范性的舉動與近期其他一系列以世界貿易組織體制性框架為背景而推出的對華紡織品貿易政策一起，對于中美紡織品貿易今后的走向將產生深遠影響。　　本文將立足于世界貿易組織這一規范當今中美紡織品貿易的體制性框架，探究WTO框架下的美國對華紡織品貿易政策新動向，并從經濟、政治、法律的角度完整剖析上述新動向的成因，為國內相關產業制定應對策略提供一些建議。
 一 分析當前我國紡織品出口所面臨的國際形勢
 我國與歐美紡織品的貿易爭端及其背景分析
1.1 中美歐紡織品貿易爭端分析
 中美歐紡織品爭端的角力：經濟還是政治？
 問題一：為什么中國會成為美國頻頻指責的對象？商品貿易逆差的結構性特征注定中國成為美國的首要指責對象，而且這種矛頭在可見的將來不會發生改變。一方面，中國已經成為美國最大的商品貿易逆差來源地，占美國全部商品貿易逆差的比重達到了近25%；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基于貿易逆差來源地的商品結構性特征，美國不會指責其他主要的逆差來源地。美國前5位的商品貿易逆差產生地中，來自日本的貿易逆差主要是道路機動車輛的貿易逆差，占全部逆差比重達到了57%，來自加拿大的貿易逆差主要產生于石油及石油產品、天然氣、道路機動車輛，這三類商品的貿易逆差所占比重達到了95%。來自德國的貿易逆差主要產生于道路機動車輛、醫藥制品和一些重型機械設備，這些領域的商品貿易逆差所占比重達到了70%。來自墨西哥的貿易逆差主要集中于石油及石油產品、道路機動車輛、電訊及聲音收錄及回放器具及設備，這三類產品的貿易逆差所占比重達到了101%，說明在其他領域美國對墨西哥還保持了貿易順差。從這些貿易逆差的產品分布看，能源類產品的貿易逆差不可能成為美國指責的對象；道路機動車輛的貿易逆差雖然在美國全部商品貿易逆差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美國通過在其他地區的順差彌補了一部分。而且，即便是這些逆差產生地，同時也是美國對應產品的主要出口地，進行貿易制裁的成本太高。反觀中國，商品貿易逆差主要分布在辦公設備、電器通訊設備、各種制造品、紡織服裝、鞋帽、家具和床上用品等領域。貿易逆差分布的結構性特點帶來了以下三方面的結果：第一，貿易逆差來源的產品類別非常分散，美國容易找到一個或幾個部門進行貿易制裁；第二，這些領域的商品幾乎都是中國向美國的單向出口，市場依賴上的非對稱性特征，美國進行貿易制裁時常常處于非常有利的位置；第三，這些商品幾乎都和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能夠切身感受中國制造的沖擊，利益集團點火，民眾煽風，政府出頭的輿論容易形成氣候。
 第一，中美之間的貿易90％以上時互補的，競爭性產品的雙邊貿易并不多，這導致了美國即便就紡織品貿易糾紛制裁中國，也并不能縮減其自身的貿易逆差；第二，中國進口增長中，以高新技術產品的增長最為強勁，這本來是美國極具競爭優勢的領域，但美國對華技術轉讓和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限制無所不在，等于美方放棄了能平衡中美貿易的最主要砝碼；第三，有戲言說，就中美貿易紛爭而言，美國中情局，聯邦調查局，然后才是商務部，這三大巨頭對該問題有發言權，可見經濟問題現在正被泛政治化。
 問題二：這次針對紡織品的特保措施是偶然現象還是會頻繁發生？
 中國入世時的三大遺留問題決定了中國將在很長時間內面臨反傾銷和特保問題。
 從整體上而言，由于中國當年急于入世，在很多方面作出了較大讓步。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加入WTO的條件其實是相當苛刻的。第一，中國是作為一個“非市場經濟國家”加入WTO的，這樣就使得發達國家在判定中國商品是否存在傾銷上處于有利地位。傾銷的本來定義是以低于本國生產成本的價格在外國銷售產品。但是對于非市場經濟國家而言，要選擇第三國的生產成本作為判別標準。由于中國國內非熟練勞動力價格非常低廉，不論第三國是西班牙、意大利等較發達國家還是新興市場國家，對中國而言都不利。由于美國和歐洲尚未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這方面的爭議將持續下去。例如這次對紡織品提出特保，美國方面的理由是中國對紡織品部門提供了補貼，這種補貼包括操縱貨幣、非正常貸款、國有控股、減免稅、無償用地和出口退稅等。第二，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議定書上，專門有針對中國出口產品的特殊保障條款。《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第19條，就是保障措施條款之一。保障措施條款賦予成員方在緊急情況下增加關稅或者實行數量限制的權利。但必須注意的是，保障措施是僅在緊急情況下才采取的一種特別的救濟，而且，它是在不存在任何不公平貿易行為的情形下以進口限制的形式實施的救濟。《保障措施協議》第2條第2款規定“保障措施應非歧視地適用一切進口產品，而不管產品的來源”，從而在原則上確定了保障措施實施的非選擇性。這種規定體現了最惠國待遇與非歧視原則在保障措施協議中的地位。然而，我國在加入世貿組織時，由于歐美西方發達國家的訛詐，被迫承諾其他成員國可以對中國實施選擇性保障措施，本身就是根本違背世貿組織公平性原則的。第三，在中國加入WTO的15年內，每年要對中國履行加入WTO的承諾情況進行年度審議。這就為美國和歐洲國家用中國進出口問題來打壓中國制造了條件。
 第一，雖然中國為了入世做出諸多讓步，但目前美國對中美紡織品采取的限制措施已經單方面突破和違背了世貿原則；第二，今后很長期間內，中國在紡織品方面的競爭優勢不會有明顯削弱的跡象，因此中國紡織品可能在全球范圍內持續成為貿易爭端的熱點領域；第三，中國紡織品出口也需要反思，不能再重量不重質地無序競爭了。
 問題三：中國在本次爭端前實現提出提高出口關稅的措施，而歐美最終選擇了實施配額控制。那么關稅措施和配額控制對于進口國和出口國的福利影響究竟如何？
 關稅措施從本質上來說仍然是一種市場競爭手段，而配額控制已經不屬于市場競爭的范疇。無論采用哪種措施，出口國都應爭取把主動權留在自己手中。
 關稅和配額都屬于貿易保護壁壘。但凡貿易保護壁壘都是對進口國的進口替代行業的生產商有利，對于進口國的進口商和消費者不利，對于出口國的出口商不利的。關稅與配額相比的最大不同之處在于，關稅僅僅是提高了進口產品的價格，但是進口產品只要價格足夠低，依然具有競爭力，由于市場空間沒有受到限制，對出口商的競爭力并不會構成致命打擊。而配額則從根本上限制了進口商品的數量，從而對進口替代生產商提供了更好的保護。例如一件中國產的西服的成本為50美元，而美國產的西服成本為100美元，即使美國政府征收50％的進口關稅，中國西服依然具有競爭力。但是如果美國政府實施配額限制，每年只進口10000套中國西服的話，那么中國西服成本再低也沒有用武之地了。所以說，配額控制是違反市場競爭的基本精神的，是對貿易全球化趨勢的逆轉，因此應該被取締。這次中國政府雖然用取消出口關稅進行應對，雖然出口商短期內獲得了減稅的好處，但是由于市場空間受到了限制，長期的利潤增加并不能得到保證。    當然，既然要對產品征稅，那么與其由美國政府征收進口關稅，不如由中國政府征收出口關稅，因為這樣中國政府還能獲得稅收收入。同理，國際貿易純理論認為，與其由進口國對該國進口商分配配額，不如由出口國進行自愿出口限制（例如出口國政府通過拍賣的方式發放出口許可證），這樣配額管理的租金還能留在出口國一邊。
 第一，我不明白在紡織品貿易沖突已經明顯惡化甚至一觸即發之前，為什么中方沒有有效地采取自律措施，以保證企業利潤空間，避免惡性價格競爭；第二，無論是外方的配額制還是中方的出口稅，現在主動權都有些易手到歐美那一方，但無論是那種措施最終被實施，受到限制的始終是出口數量，也許這可以逼迫中國企業在創品牌，重設計方面調整得更快更好。
 問題四：如何縮小美中貿易逆差？為了收緊美中兩國的商品貿易赤字，縮減進口上存在剛性而幾乎難以作為，需要不斷擴大美國具有競爭力的產品出口，特別是放寬高技術產品的出口禁令。美中貿易中一個有些“荒唐”的現象是：美國作為技術最先進的工業化國家，美中貿易當中，美國卻不得不依靠其農業部門來創造貿易順差，“高技術產品”每年卻產生巨額貿易逆差。2002~2004年，美中之間的高技術產品貿易逆差分別為118、211和363億美元，要遠遠高于紡織品部門帶來的貿易逆差。如果排除了中國，美國在高技術產品貿易上能夠基本保持平衡。美中高技術產品貿易出現逆差主要是信息和通信產品的巨額逆差所致，信息和通信產品的逆差甚至超過了高技術產品的全部逆差。美國在其他包括航空技術產品、電子技術產品、武器、柔性制造技術等領域仍具優勢，保持著順差。高技術產品貿易逆差主要源于美國的出口技術限令。如果美國能夠逐漸放寬出口產品的技術限制，其他高技術領域的順差有可能放大從而抵消信息和通信產品的逆差，以至縮小整體逆差規模甚至發生逆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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