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邊塞詩人創作心理探析(一)

唐代邊塞詩人創作心理探析

 

古往今來，不少文人學者從各方面對唐代邊塞詩進行了研究，但往往局限于部分詩人和他們的部分作品，我認為這種觀念是狹隘的，邊塞詩縱貫唐代社會發展始末，我們應該以歷史發展的眼光，從唐代邊塞詩發展的整體角度去解讀唐代邊塞詩。本文從唐代邊塞詩的主題入手，探究邊塞詩人創作邊塞詩時的心理以及由此反映出的唐代社會不同時期的現實狀況和廣大士人的精神面貌。

 一、表達殺敵建業之志

 要探討唐代邊塞詩人創作時的心理，我們必需聯系他們當時的所見所聞所感。詩人是人，是社會的人，我們只有把詩人放到當時的社會環境中去分析才是全面的、客觀的。“詩歌是要發自詩人內心的，但是社會心理可以刺激它，也可以約束它、壓制它，社會心理可以直接造成一代的社會風氣，很少有詩人不受風氣所左右的。”[1]可見詩人受社會心理的影響是極其明顯的。初唐至盛唐，邊塞詩人創作的邊塞詩，主要用高昂的格調歌唱唐軍的聲威，表達對祖國的熱愛、對邊塞生活的向往以及對建功立業的渴望，而這種心態為當時大部分士人所具有，盛唐之前出現的數量繁多的邊塞詩及其反映出的主題就是最好的證明，唐代邊塞詩人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當時社會的影響。中唐以前，對外戰爭不斷。首先，由于經濟相對繁榮，必然引起外族的眼紅，一些處于落后的奴隸制或處于游牧狀態中的少數民族，主要有奚、契丹、吐蕃、突厥、南詔，他們對富足的唐代邊境的入侵是經常性的，這勢必會引起唐人的反擊。因此唐初頻繁的對外用兵，其目的在于解除外族掠奪的威脅。其次，隨著唐帝國的進一步鞏固，必然要發展對外關系，而“交通西域，印度，就先要掃清道路上的障礙，在封建制度下惟一的辦法只有訴諸武力。”[2]因此唐初的戰爭必然會引起人們對戍邊衛國的向往，而廣大詩人們便借此大唱贊歌，表現出英雄氣概和愛國熱情。一部分仕途失意的文人,更把立功邊塞當作求取功名的新出路，于是便出現了一大批邊塞詩人，他們把對祖國的愛和對建功立業的渴望聯系在一起，載歌載詠，好不熱鬧。如“丈夫皆有志，會是立功勛”( 楊炯《出塞》)，“自奴今未滅，畫地取封侯”（楊炯《紫騮馬》），“莫嫌舊日云中守，猶堪一站取功勛”（王維《出塞作》），當然高適說得更直接：“萬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畫圖麒麟閣，入朝明光宮。大笑向文士，畫圖麒麟閣，一經何足窮。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塞下曲》）我們可以從中體會到他們對祖國深深的愛，同時也能體會到他們遠大的功名之心。

此外，促使邊塞詩人這種心理更加強烈的另一個原因是：唐代是一個“尚冠冕”的朝代，“以重視官階爵祿的新風尚，打破了歷史上傳統勢力和陳腐觀念。從而使渴望建功立業，獲取官階爵祿，實現政治抱負，成為唐代文人視為最高榮譽之所在。”[3]而唐代文人基本上是出身于寒門之家的小地主階層的知識分子，想通過科舉取得高官厚祿，那是不現實的，于是許多文人便轉向邊關。而且，由于戰爭的特殊性質，應募從軍要比別的途徑升遷更為迅速。“圣主賞別業，邊城最輝光”（岑參《東歸留題太常徐卿草堂》），軍功升遷之速正如岑參所記：“一從受命在邊，未年三十已高為位”（岑參《張獻充副使歸西雜居》），況且許多邊塞文人也這樣做到了。如張因“初舉進士，再不第，因去，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檢查御使”（韓愈《唐河中府法曹張軍墓碣銘》），張萬福“以父祖力儒不達，因焚書，從軍遼東有功，軍功至右三散騎常侍致仕。”[4]總之，唐代的這種尚武精神為邊塞詩人的“飛黃騰達”提供了可能。這樣一來，許多胸懷大志而科場失意或干謁不成的文人，便投身邊塞這條艱難又便捷的路：“天子不召見，揮鞭遂從戎。”（岑參《送祁樂歸河東》）

唐代邊塞詩人向往建功立業的雄心和拯物濟世的渴望，正是中國封建社會處于上升階段文人社會風尚的一個重要特征，它生動地體現了民族文化心理結構中積極的層面。等到文人們激流勇退，終日沉眠于詩酒生涯，出沒于勾欄妓女之間，捧著一卷古書孤坐于窗前燈下時，那已是中國封建社會處于沒落的明清時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