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知假買假”的行為分析(四)

    知假買假行為專指在消費領域以消費者的名義，對明知是假冒偽劣的商品而購買，企圖依據《消法》第四十九條的規定要求雙倍賠償的行為。從主觀上來說，知假買假者是為了牟取不正當利益（雙倍索賠），故意實施買假行為；從客觀上來說，“知假買假者實施了購買假冒商品的行為。買假行為已經成為了其獲得利益的手段，從根本上已不同于以往的買假者（未明知）。與制假售假者對比一下我們可以發現，從主觀上都是故意，都是為了牟取不正當利益；從客觀上一方實施的是制假、售假行為，一方實施的是買假行為，都侵犯了國家對商品的管理制度，都侵犯了正品商家的合法權利。我國在《產品質量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和《刑法》中已明確規定制假售假行為是法律禁止行為，并且針對制假售假行為規定了相當嚴厲的懲罰措施。那么，我認為對與制假售假行為性質極為相近的知假買假行為應予以禁止。

    3．2．2 購買假冒商品的行為與其他法律禁止的購假行為對比

    我國《刑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百七十二條對于購買、持有、使用偽造貨幣的行為給予嚴格禁止。下面我們將購買假貨幣的行為與購買假冒商品的行為進行對比。

    購買偽造貨幣的行為之所以受到法律的禁止，是因為偽造貨幣的存在將擾亂我國對貨幣的管理制度，侵犯的是國家的利益。為維護國家利益，保障我國貨幣管理制度的順利實施，對這種行為加以禁止是符合法律本意的。

    假冒商品的存在，既侵犯消費的合法權益，同時也侵犯了正品商家的利益，消費者的知假買假的行為可以看作是對自己追訴權利的放棄，但此時還有正品商家被侵權的事實。這與購買偽造貨幣的情形非常相似，唯一不同的是購買偽造貨幣侵犯的是國家利益，而購買假冒產品侵犯的是正品商家的個人利益。根據我國民法的規定，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權益也受法律保護，因此，對于購買假冒商品等侵犯其他公民、法人合法權益的行為也應受到法律禁止。

    我國長期以來沒有制定相關的規定對買假行為加以禁止，我認為出于以下原因：大部分買假者是貪圖便宜的一般消費者，從主觀上來說，這一部分消費者具有單純性，其購買假貨只是為了少花錢，對于侵犯正品商家利益的事實具有消極的認知態度，主觀上不存在惡意。應當說當時的消費領域存在的還是“單純”的消費者，社會危害性不大。但知假買假現象出現后，買假者的外延擴大了，出現了一批以謀利為目的帶有經營性質的買假者，也就是知假買假者。這種現象的存在，極大的侵害了其他商家的合法權益，并且行為人主觀上存在惡意，如果對這種行為再不加以禁止，有違法律初衷。因此，我們應制定相關規定，對這種行為依法予以禁止和打擊；對侵犯他人合法權利的知假買假者依法給予嚴厲治裁。

四.對知假買假行為的認定和舉證責任

    對于知假買假行為的性質和法律適用問題我們已作了深入的研究，那么在實踐中怎樣鑒別知假買假行為呢？怎樣認定一個消費者購買商品的行為就是知假買假行為而不是普通消費行為呢？對于認定知假買假行為的證據應該由誰來提出呢？這些都是實踐中有待解決的問題。下面我將針對這些問題發表看法。

    4.1怎樣認定知假買假行為

    在上文的論述中，我們已經明確了知假買假者不屬于消費者范疇，知假買假行為不應適用《消法》第四十九條的規定獲得雙倍賠償。那么，怎樣來認定一個消費行為是知假買假行為呢？我們先介紹兩個案例： 

    案例一、2002年12月31日，孫先生在北京某購物中心購買黑色派克筆300支，購物中心為孫先生開具發票，并注明：派克筆（黑）300支，單價35元，金額10500元，產地（美國）。孫先生稱，購買這300支派克筆是自用，對每支筆35元的售價未產生質疑。今年1月，孫先生起訴到一審法院稱，在購買時服務員強調是美國原裝進口，商品標簽和開具的發票上都注明產地是美國。但購買后，卻發現所購的筆在外包裝上無任何產品標識，屬“三無產品”，于是要求購物中心出示這批筆的美國進口商品合法手續，但遭到拒絕。由此，孫先生認為購物中心偽造產品產地，屬欺詐行為，要求購物中心依據《消法》有關規定，雙倍返還貨款，承擔訴訟費。一審法院經審理后判決購物中心給孫先生退貨，沒有適用雙倍賠償。孫先生對判決不服，以購物中心銷售假冒偽劣產品，欺騙消費者為由上訴至北京市二中院。二中院經審理后認為：根據已查明事實，孫先生未能提供證據證明300支派克筆是為生活需要購置的。因此，他與購物中心之間的糾紛不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調整的范疇，這起案件不適用“消法”雙倍賠償的有關規定。購物中心同意退貨退款，應予準許，一審法院據此所作判決并無不妥。據此，二中院終審判決，購物中心返還孫先生１萬余元貨款，孫先生返還購物中心３００支黑色派克筆19。

    案例二、馮志波于2002年6月在一周之內分4次從武漢亞貿廣場購買了愛華ＨＰ―Ｖ052型耳機、索尼ＭＤＲ―Ｅ802型耳機各114副，每副耳機單價55元，共計人民幣12540元。爾后，他以商品有質量問題為由，于7月中旬向武昌區法院起訴，要求亞貿廣場雙倍賠償，于7月25日被宣判敗訴。馮志波不服，于9月初又轉而起訴至江漢區法院，沒想到這次的結果仍然是敗訴。據報道，馮志波此后還上訴至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武漢市中法多次組成合議庭商討對此案的定性，最后仍做出了駁回上訴，維持原判的終審判決。

    法院審理認為，原告在短時間內購買大批量的貨物，其行為不具備直接消費的目的，而是以形式上的消費者為名，行知假、購假、打假而獲雙倍賠償為實，實際上是對消費者權益的濫用，不具備《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所確認的消費者地位。根據《消法》第二條“消費者為生活消費需要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其權益受本法保護……”的規定20。

    從以上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出，法院認定行為人的消費行為是知假買假行為的依據是：行為人實施的購買行為明顯不同于一般消費者，或者說是實施了人們無法理解的作為一個消費者為了個人消費應該實施的購買行為。如上述案例中的孫先生一次購買了300支鋼筆，馮志波一次性購買了兩種型號的耳機各114副，如此大量的購買行為如果解釋為是為生活需要的消費行為，是很難讓人相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