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值稅類型選擇的思考(二)

增值稅轉型改革是服從和服務于當前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

1994年的稅制改革，經過實踐的檢驗被認為是非常成功的，所建立起來的新稅制體系，是十分優化的，已初步適應了發展市場經濟的需要，這一點必須給予肯定。然而理論和實踐都表明，一勞永逸和永恒的優化稅制是不存在的。從稅制設計的意義上講，稅制建設都是為一定的政治、經濟、社會發展服務的，稅制建設必須服從和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而經濟社會發展的形勢是不斷變化的，由于各個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具體形勢和任務不同，對稅收制度建設的要求也不同。稅收制度只有依據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同時期，不同形勢的需要，不斷地進行改革，才能持續地維持優化狀態。1994年新稅制自建立后發展至今，國際國內經濟形勢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國際上，世界經濟一體化浪潮洶涌澎湃，科技進步的步伐不斷加快，不斷沖擊著傳統產業；電子商務的興起，網絡經濟的推廣也正在改變著傳統的商業模式；在我國正式加入世貿組織后，面臨著入世后的種種機遇和挑戰；與此同時，世界性的減稅浪潮也會對我國現有稅制造成沖擊。在國內，“九五”計劃的勝利完成，“十五”計劃的良好開局，取得了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的一個個里程碑性成就，使綜合國力空前增強，特別是工農業產品總量的迅猛上升，使中國告別了商品短缺時代，種種跡象表明，我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已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時期；而在改革方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已初步建成，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日趨顯著，國有企業脫困目標已初步實現，經濟結構調整全面展開，以“費改稅”為中心的整頓公共分配秩序的改革在某些區域已初見成效，西部大開發戰略，可持續發展戰略都已成功啟用。所有這些新情況都對稅制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戰。面對國內外的新形勢和新任務，現行稅制已顯示出諸多的不適應，亟待從制度和政策層面尋求改革和完善的辦法，所以，要啟動新一輪稅制改革已成為當前稅收工作的迫切要求，而在所有的稅制改革中，作為我國第一大稅，在稅收總量中占40%左右的增值稅，其轉型改革無疑是稅制改革的熱點和焦點，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講，增值稅轉型改革也應是服從和服務于當前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

增值稅轉型改革充分體現了十六大精神，是刺激企業投資和擴大生產的需要。

十六屆三中全會的決議中已經明確了我國增值稅改革的方向是將現行的生產型增值稅轉變為消費型增值稅（簡稱為增值稅轉型）。增值稅轉型的改革對于資本密集型行業的正面效應更為明顯，允許抵扣購進的固定資產已經繳納的增值稅金后，將使投資者的投資成本明顯降低，這項改革在客觀上是一種對企業的減稅讓利，會產生刺激企業投資和擴大生產的作用。

 三、增值稅轉型的難點和可行性分析

增值稅轉型的難點

增值稅轉型存在兩個方面的困難。一是財政承受能力有限。增值稅是我國最大的稅種，2003年增值稅收入達8000多億元，占全部稅收入的40%左右。靜態估算，如果全面抵扣固定資產投資所含進項稅金，一年約減少財政收入1300億——1500億元；如果只抵扣機器設備投資所含進項稅金，一年約減少財政收入1000億元左右。這對正處于發展階段的我國財政承受力將是一個極大的考驗。

 第二個難點與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有關。今年經濟運行的突出特點是投資明顯過熱。為抑制投資的過快增長和防止經濟出現全面過熱，2004年4月份中央和國務院連續出臺了一系列的以行政手段和貨幣政策為主的緊急調控措施，政策措施的效應正在顯現。在這種宏觀經濟形勢下，增值稅轉型改革客觀上存在著刺激投資的效應，與總體上需要控制投資增長的大環境相矛盾。

增值稅轉型的可行性。

當初我國開征生產型增值稅主要是基于兩個方面的考慮，其一是擔心固定資產投資膨脹，其二是擔心財政收入減少。筆者認為，對于投資問題，造成當時投資膨脹和投資饑渴癥的主要影響因素不能單一地指向稅收，這與地方政府領導以任期內新上項目多少論政績有關，其更深層次的原因在于指導思想的偏差；二是與體制有關，投資主體對于投資項目缺乏責任約束，負盈不負虧，一旦發生虧損，很少追究投資決策者的責任，這些都助長了盲目的投資膨脹，但與此同時，我們應更多地看到一些國有企業經營中的資本技術等消耗的補償嚴重不足，尤其是一些老工業企業設備陳舊、技術落后，幾十年未搞過設備更新，而生產型增值稅不允許扣除固定資產所含稅金，對于前面所指的投資膨脹幾乎不起任何可遏制作用，卻給這些急需資金進行設備更新的企業造成更大的負擔，從而影響企業的投資積極性。挫傷企業進行技術改良的能動性，從而導致企業在我國加入WTO后的國際競爭力日趨下降，使企業在奄奄一息中最終破產解散。從經濟學角度看，經濟要發展，最終必須依靠擴大再生產，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大前提下，在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上，充分運用稅收等調控手段，合理誘導投資方向，優化投資結構，促進技術投資，使有限的資源發揮出更大的效益，而生產型增值稅不論購入固定資產的性質，一律不準予抵扣，則是達不到這一效果的。所以，客觀地講，我國選擇生產型增值稅，除了因為這個稅種本身的不規范將給經濟帶來前述種種消極影響之外，對于其最初的出發點也不能起到實質作用。

我們再看收入問題。從理論上講，以商品稅為主體，以商品流轉額為計稅依據，采用比例稅率的稅制結構，稅收的增長率應低于GDP的增長率。即稅收彈性系數小于1，而從近幾年的情況看，我國稅收增長都超過了GDP的增長速度，稅收彈性系數高于1，最高的竟達到了3.33，這說明近年來稅收處于超常增長的狀態，這種狀態一方面說明我國經濟處于高速發展階段，我國的稅收征管得以加強，征管改革成果得以體現，國家實行的積極財政政策也收到應有效果，但應該看到，稅收的超常擴長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企業投資乏力，居民消費不振等問題，也就是說，經濟增長內生的驅動力還是不夠。從稅收角度看，這與稅收的超常增長導致企業和居民的稅費負擔過重有很大的關系。這就要求我們在稅制改革和完善的過程中，對稅收負擔作有增有減的調整，從總體上適當減輕稅收負擔，進一步激發企業和居民的投資和消費，促進我國經濟健康、穩定的發展，而從生產型增值稅不允許固定資產抵扣，重復計征的特性看，目前繼續推行此類增值稅，顯然不符合涵養稅源發展經濟這一“輕稅”政策的客觀要求，稅收的超常增長也說明生產型增值稅已完成了其開征之初賦予的“歷史使命”，在新的經濟形勢下，其光榮退出歷史舞臺已成為當前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

增值稅轉型改革的選擇。

要將現有生產型增值稅進行轉型改革，就是要在消費型和收入型兩類增值稅選擇一個適應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需要的增值稅類型。經過比較，筆者認為，消費型增值稅屬充分扣除，是可取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第一，只有實行充分的扣除，對產品的某些多次或階梯式重復征稅才能完全得以避免。正如最早的法國增值稅的主要倡議人莫里斯·勞來所指出的，供應品和資本設備的成本與零配件和原材料的成本以同樣的方式進入最終產品的價格，而把稅款扣除待遇限于以實物形態加入最終產品中的那些物品原材料是沒有什么道理的。對某些項目如固定資產不準予扣除，會引起不同產品的最終消費者之間稅負的不平衡，因為在不同產品上多次課稅的程度是不一樣的。這樣一來，增值稅的轉嫁變得更不確定，在各種貨物的最終價格中實際稅額所占比重也不能精確地予以確定。可見，實行生產型增值稅是不能消除階梯式流轉稅重復征稅的弊端的。

第二，充分的扣除對于出口實行完全的免稅，而進口貨物按與國內貨物同樣基數課稅而言，也是非常必要的。如果沒有這種充分的扣除，則出口價格將包含某些稅收成分在內，不能實現充分的退稅。這也是歐共體國家實行充分扣除這一事實使得其他國家群起效法的重要原因，因為后者也希望保護其生產者在對外貿易方面的地位。另一方面，充分的扣除也使征收一次性進口稅的進口貨物與國內同類貨物能夠展開公平競爭。

第三，對于固定資產已納稅款給予扣除，可以使增值稅對于投資可能生產的任何不利影響減少到最低限度；而不給予扣除，則會人為地提高新投資的成本，影響納稅人投資的積極性，因而會減少投資總額，損害經濟發展，尤其是限制技術投資，影響技術進步，對經濟發展尤為不利。

第四，對固定資產不給予扣除待遇，會使固定資產投資比重大、資本有機構成高的企業負擔重，造成不公平競爭，使增值稅對于生產仍具有扭曲作用，影響納稅人按最佳效果來選擇生產方法，從而引起稅收超額負擔與經濟效能上的損失。進一步而言，資本有機構成高的企業大多為先進技術企業或能源交通基礎產業，而資本有機構成低的企業多為加工工業、生產型增值稅明顯對前者不利，這與許多發展中國家如我國的產業政策是嚴重背離的。

第五不給予課稅扣除待遇，會鼓勵廠家自產其所需的貨物而不從其他廠家購置，因為這樣，其自制的勞動成本將不被計入增值稅的課征基數之內。這樣就間接阻礙了專業化生產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