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以來中國共產黨港臺關系政策的演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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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臺灣方面來講，香港則是向大陸“反攻”的“橋頭堡”。1949年國民黨敗退臺灣后，立即在臺灣確立了“反功復國”的“基本國策”。退臺初期，國民黨提出“確保臺灣，反功大陸”、“一年準備，二年反功，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口號，發起“反共抗俄總動員運動”，一切服從“反共抗俄國策”，“一切為了反共抗俄戰爭”。50年代后期國民黨又提出了“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反共方針，將“反功大陸”的口號改為“光復大陸”。[ 姜南揚：《臺灣政治轉型與兩岸關系》，武漢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頁]香港因為其特殊的地理環境和條件，臺灣將香港視為兩岸斗爭的前哨戰，在香港設立了各種各樣的組織。臺灣國民黨政府利用港英當局在兩岸問題上的曖昧態度，在香港積極進行活動，試圖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鞏固和擴大自身影響，為反攻大陸創造條件。
新中國的成立和國民黨政權敗退臺灣對于英國政府來講，不得不在香港問題上面臨對華政策的新抉擇。一方面他們知道想保持香港的穩定和進軍中國市場，必須要和新生的人民政權保持聯系；另一方面是失去代表中國資格的臺灣國民黨當局，這一政權與他們在政見上頗為相似，并且得到了美國的大力支持。對于這兩個方面的突變，采取何種態度？在激烈的冷戰氛圍中，英國在對華政策上既想追隨美國，承認臺灣當局的合法性；同時又企圖與中國保持一定的關系，在兩岸之間采取一種不得罪任何一方的中立態度。由于根本無法做到中立，英國政府時常在處理這個問題上陷入困境。
中國共產黨在香港同國民黨進行了一系列的交鋒，主要斗爭圍繞兩個方面：一是關于內戰遺留的資產問題，如“兩航事件”[ 1949年11月9日，中國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員工在香港宣布起義，脫離與國民黨政權的關系。周恩來代表中央政府發表聲明：兩航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所有，兩航在香港的財產，只有中央政府有權處置。臺灣國民黨當局覬覦這部分財產，雙方在所有權問題上各不相讓，兩岸均借助法律手段來爭取這筆財產所有權。港英政府先是宣布兩航財產為中央政府所有，后來在美國的重壓之下，英國樞密院改判歸美國的民航空運公司所有。中央政府對此表示強烈的抗議。]；二是針對臺灣當局在香港制造的一系列事端和破壞活動，如“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 1955年4月11日，參加萬隆國際會議的中國代表團成員和隨同前往的中外記者11人，乘坐由中國代表團包用的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爾公主號”客機，自香港起飛后在印尼北部地區突然爆炸起火，機上八人遇難。事后經查明是臺灣特務在香港收買機場工作人員，在飛機上安置了炸彈，意圖是阻止中國代表團參加萬隆會議，同時暗殺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當時周恩來臨時換乘其他的飛機才幸免遇難。這次事件在國際社會上引起了極大的震動。]、“九龍及荃灣暴動事件”[九龍及荃灣暴動事件是由國民黨特務在香港參與制造的針對香港支持新中國團體和個人的破壞活動。1956年10月10日，國民黨暴徒蓄意挑動難民制造事端，掀起暴亂，死傷人數超過300人。10月16日暴亂才被逐漸平息下去。港英當局在事后的調查報告中企圖掩蓋真相，為國民黨特務的罪行開脫，引起了中國政府的強烈抗議。]等。對于在香港涉及中英兩國關系的政治敏感問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始終奉行“不直接介入或干預”而通過正常的外交途徑來解決的正確政策，堅持“有理、有利、有節”。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對臺灣當局針對中國共產黨制造的一系列破壞活動雖然表達了高度的關切和強烈的義憤，但是這種反應只限于外交途徑的嚴正抗議和輿論上的口誅筆伐，而沒有采取實質性的對抗行動，更沒有直接卷入激化矛盾。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維持現狀”的政策。
中國共產黨對香港問題維持現狀并不意味著任由臺灣國民黨勢力在香港為所欲為，針對國民黨在香港進行的非法活動，50年代周恩來總理對英國人開出的三項保持現狀的條件，其中之一就是“不能容許（敵對勢力和親臺反共分子）在香港從事顛覆中國政府的活動。”[翁松燃：《兩岸三地的港臺關系政策及其互動》，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紀》，1997年6月號，第60頁]1951年1月中國外交部再次表示，中國政府“決不能容忍國民黨特務分子在港九地區進行危害中國居民生命財產安全的活動和把港九作為對中國大陸進行顛覆活動的基地。”[ 《香港與中國——歷史文獻資料匯編》第225頁]在中國政府的嚴正抗議下，“英國治理香港期間，英國系以其‘對華關系’處理臺港關系。英國對北京外交政策制約了臺港的正式關系。臺灣香港官方交流少之又少。”[葉明德：《臺港關系芻議》，《香港回歸與港臺關系》，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第76頁]
在當時兩岸對立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借助港臺之間特殊的關系進行了一些有益的接觸。1955年5月周恩來中立宣布“中國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條件下采取和平的方式解放臺灣”后，原中央社記者曹聚仁在1956年到1959年間多次從香港赴京訪問，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并與陳毅副總理多次長談。雙方的接觸是確實的。遺憾的是，這種接觸沒有產生豐碩的成果。“海峽兩岸也通過香港購買對方的貨物，如臺灣在香港市場上購置緊缺的大陸中藥材。而1970年中國內地經香港轉口到臺灣的商品值為1026萬港元，約占內地經港轉口總之的1.45%；1978年上述轉口商品值增長為21891萬港元，相應的比例上升為5.99%。”[孟慶順：《港澳與海峽兩岸關系》，武漢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頁]
“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方針的執行，使中國從對香港的貿易中得到了寶貴的商品、外匯等，有利的促進了內地經濟建設，還獲得了其他的無形效益；同時，中央維持香港現狀的政策成為保證其經濟騰飛的主要外部因素。這個政策的實施，也間接地促進了香港和臺灣的經濟交流和發展，保證了港臺關系的正常發展,同時也表明了中國領導人的政治遠見和政治智慧。
但是，總的來說，香港的這種中介作用在兩岸關系大氣候的影響下，作用是微乎其微的。香港在政治上是雙方激烈對抗的前哨，港臺雙方具有類似的產業結構和產業內容（以出口為導向的勞動密集工業），彼此之間競爭性強，互補性弱，而且英國又不承認臺灣，英臺之間的相互關系非常有限，經濟交流也不是很多，人員往來有限還遠遠不能充當兩岸交流的橋梁。再者，港臺關系較之臺灣問題和香港問題，處于弱勢地位，中央政府在處理港臺關系問題上不是很迫切，中央政府堅信在處理好香港問題和臺灣問題后，港臺關系的問題也就自然而然的解決了，也顯示了中央政府的自信。
（二）初步形成時期（從1982年中英談判1995年6月“錢七條”發表之前）
1.鄧小平的講話：允許臺灣駐港機構九七后可以存在。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來，隨著大陸改革開放政策的推行和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臺灣經過香港同大陸的間接貿易有了很大的發展，香港成為兩岸關系的緩沖地和中介，而不是對抗和較力的場所，經濟文化的交流成為兩岸間接接觸和港臺之間直接關系的主流。這一時期的港臺貿易持續增長。1978年到1983年雙邊貿易額從59.89億港元增長到172.04億港元，增長了近2倍，平均每年遞增23.07%。80年代初，隨著中英關于香港問題談判的深入和《中英聯合聲明》的簽訂，香港回歸成為不爭的事實。在這樣背景下，中國共產黨在處理香港問題時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臺灣在香港的機構在九七之后的定位問題和港臺之間正常的交流問題，“港臺關系將走向何處？”成為人們普遍關心的一個話題。遺憾的是，對于收回香港這樣的民族大業，臺灣方面不僅沒有表示支持。反而站在反共的立場上，對中國政府合情合理的對港政策進行批評和破壞。1984年5月，國民黨控制的香港社團如“我愛自由香港運動委員會”等積極向準備赴倫敦訪問的兩局議員表示意見，聲稱如果英國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在英國交回管制權十三年前就宣布這項決定，香港就不會陷入不能管制的地步。五百三十萬居民有半數來自大陸，他們不愿意在中共統治下生活，把管制權交給一個共產黨政權，實在不能輕率從事。[ 《古星輝論香港》，香港鏡報文化企業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60-61頁]中英協議達成前后，臺灣又積極進行部署，反對中英關于香港問題的解決方案。1984年9月18日、19日，臺灣召集了在香港從事輿論宣傳的文人和社團負責人，前往臺北開會，部署新的行動。臺灣還在香港設立了行動指揮機構“劉青山小組”，協調有關人士和社團，抵制中國九七收回香港的目標。他們的主要手法是，在協議草簽到正式簽署的幾個月里，在報紙上全力從協議文本“雞蛋里挑骨頭”，挑動一些人要求修改協議。臺灣還要求香港有些社團，要對中英協議“表示民意”，既向民意審核處和報館寄送反對協議的“意見信”。[ 《古星輝論香港》，香港鏡報文化企業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71-73頁。]
另外，香港在兩岸關系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也使得中國共產黨不得不高度重視如何妥善處理港臺關系問題。對于這些問題中共中央的領導人極其重視，特別是針對臺灣駐香港有關機構的存留問題做了具體論述，初步形成了中國共產黨關于港臺關系的政策。
1982年9月24日，鄧小平在與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會面時曾強調“我擔心的是今后十五年過度時期如何過渡好，擔心在這個時期中會出現很大的混亂，而且這些混亂是人為的。這當中不光有外國人，也有中國人，而主要的是英國人。制造混亂是很容易的。”[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頁。]在此間接地警告了臺灣當局，不要企圖在過渡時期中在香港制造事端，影響香港順利回歸。
在處理臺灣在香港的機構以及香港親臺人士的原則上，1984年10月3日，鄧小平在會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時就明確表示“一九九七之后，臺灣在香港的機構仍然可以存在，他們可以宣傳‘三民主義’，也可以罵共產黨，我們不怕他們罵，共產黨是罵不倒的。但是在行動上要注意不能在香港制造混亂，不能搞‘兩個中國’。他們都是中國人，我們相信他們會站在我們民族立場，維護民族的大局，民族的尊嚴。在這樣的基礎上，進行他們的活動，進行他們的宣傳，在這種情況下是允許的。”[ 《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5頁。]“總有人要搗亂，但決不要使他們成氣候”[ 《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4頁。]
鄧小平的講話在很大的程度上穩定了香港的民心，同時也對臺灣當局提出了警告，希望他們以民族利益為重，不要做危害香港穩定的事情。鄧小平在講話中提出允許臺灣的駐港機構在97之后在遵守香港法律的前提下仍然可以存留，成為我們處理臺灣駐港機構問題的一個指導性原則。
2.姬鵬飛的三點意見，正式提出保持港臺之間正常的經貿和民間往來。
1984年4月21日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姬鵬飛會見香港人士時說提出了九七之后中國共產黨處理港臺關系的三項基本原則：“1997年我國恢復形式香港主權后，在香港的臺灣國民黨人員和機構，只要遵守當地的法律，就和香港其他的居民和機構享有同樣的權利，他們的合法權益受到法律的保護；香港和臺灣之間的關系，包括海空航運交通、經濟文化關系、人員往來等等，保持不變；希望在香港的國民黨人士和機構，對國家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和保持香港的穩定繁榮做出貢獻。”[ 香港《文匯報》，1984年9月18日。]
通過鄧小平和姬鵬飛的談話我們可以看出，在1984年《中英聯合聲名》簽署之時中央政府也對香港回歸之后的港臺關系初步形成具體的政策方針，在大方向上是有定論的，但是在一些細節方面還是比較模糊的。但是總的來看，當時中央政府對九七以后臺灣在香港的活動是相當寬松的，總的前提是不能從事臺獨活動和其他的破壞活動，其他的活動均可以包容。
3.《基本法》在很大程度上可用來指導處理港臺關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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