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以來中國共產黨港臺關系政策的演變(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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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對港臺關系政策的認識有待于進一步提高
   中國對港臺關系的認識隨著時代的發展也在不斷提高，但是在很多方面還需要提高，特別是在港臺關系的發展上堅持的“政治與經濟分離”的政策是值得商榷的。中國共產黨希望通過這種政策既可以發展兩岸的經濟，增進民間交流，壓制“臺獨”傾向，通過這些措施來增強統一趨勢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的。但是我們要看到，不管是在古代、近代還是現代，國家統一不是經濟融合和文化交流的必然結果，在港臺關系政策上將政治與經濟相分離，從長遠來看，是不利于兩岸統一的。再加上臺灣當局推行的一些“去中國化”的政策，兩岸長期割裂會造成進一步的隔閡，這樣可能會出現“經濟越走越近，而政治漸行漸遠”的格局，不利于兩岸實現統一。回歸后的香港，因其特殊的環境和條件，可以在兩岸各項交流上發揮特殊的作用。許多因為政治原因一時難以在兩岸直接進行的接觸和交流，可以現在香港進行。難以在兩岸之間直接推行的一些交流合作事項，可以先在香港試行，進行探索。將港臺關系這個特殊的兩岸關系作為兩岸關系的試驗田，一方面可以引進臺灣的經濟力量來協助香港的繁榮，另一方面也可以顯示中國共產黨追求統一的決心。通過民間交流和經濟交往來帶動雙方“半官方”和“官方”的交流，無疑是更好的選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擴大交流與合作，可以使雙方更好的接觸與溝通，來消除誤解。
2.香港特區對發展港臺關系的自主性發揮不夠
港臺關系是涉及中國大陸、臺灣、香港三方利益關系的重要問題，在處理這個問題上中國共產黨不僅要重視發揮自己處理特殊地區事務的能力，也要注重調動香港特區政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在香港回歸以后，如何發揮特區政府在處理港臺關系問題中的自主性，已經不僅僅是個理論問題，更是一個實際操作問題。不可否認，香港特區政府在處理港臺事務問題上存在一定的限制。這些限制既有傳統因素的作用，也有現代因素的作用。在殖民地時期，香港政府在港臺關系和涉臺事務方面的政策，一直是由英國外交部統籌其事，毫無置喙的余地。長期以來，過去的港英政府并沒有獨立處理這方面問題的經驗和機制。因此，在香港回歸以后，特區政府無可避免地從零開始，在一定的范圍內，直接涉入港臺關系和涉臺事務的處理。根據“錢七條”規定，特區政府可以在中央政府的授權下同臺灣進行交流，但是在政治大氣候的影響下，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在處理港臺關系問題上都小心翼翼，香港特區政府的自主性也沒有得到充分地發揮。
3.政策上需要繼續完善
從建國以來，中國共產黨對港臺關系的政策有了很大的調整和發展，從政治層面逐步發展到經濟、文化、體育等其他方面。但是，我們必須看到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些大體的原則性規定，在很多細節方面存在可解讀性，也很容易造成香港特區政府在處理與臺灣問題上態度的不確定性。在香港和臺灣的很多學者看來，香港特區政府在處理港臺關系問題上過于保守，甚至有些對香港基本法提出了疑問，認為香港基本法應該向有利于港臺關系發展的方面進行改動。這也從另一個方面反映出，我們在政策上還存在著一定的模糊性，有可能被別有用心的人用來制造事端。同時香港的一些學者也提出為了加強港臺關系，香港特區政府可以仿效臺灣駐港機構的定位，在臺灣設立民間、半官方和官方的機構，作為處理香港與臺灣關系的統一機構。這些新的觀點和議題，都應該引起我們的注意，在仔細研究的基礎上來進一步完善港臺關系的政策，在堅持國家統一的前提下，充分發揮香港在兩岸關系中的中介作用和緩沖作用，保證香港在港臺關系中取得相應的利益，為港臺關系的正常發展提供良好的環境。
中國共產黨對港臺關系政策的演變的現實啟示
1.加強對影響港臺關系的兩岸關系研究，增強自身處理復雜事務的能力。
    進入新世紀以來，兩岸三地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兩岸關系也隨著臺灣政局的更替出現了很多新的發展趨勢。在臺灣，曾經長期執政的國民黨喪失了執政的權力，民進黨異軍突起，臺灣政局出現了“朝小野大”的局面。民進黨在上臺以后，繼續延續李登輝的政策，在兩岸關系問題上 “不統不獨”、“時統時獨”，以爭取民意的最大化。這些都極大地妨礙了港臺關系的進一步發展。我們要看到，擺在兩岸關系面前的有三種情況，這情況也會影響港臺關系出現三種截然不同的結局：一是兩岸關系不斷緩和，逐步發展，最終實現統一，將惠及港臺關系，使其得到極大的發展；二是兩岸關系不統不獨，維持現狀，將使港臺關系受到多方面的牽制，緩步發展；三是兩岸關系徹底決裂，臺灣走向獨立，則港臺關系將受到最嚴重傷害。[鮑立銜：《試論未來港臺關系的內涵與外延》，《香港回歸與兩岸關系之展望》，香港兩岸關系研究中心，1999年版，第104、105頁。]因此，我們必須要加強自身對兩岸關系和港臺關系問題的研究，爭取兩岸關系向不斷緩和，逐步發展，實現統一的方向發展，避免出現第二、三種情況的發生。要看到處理這些復雜事務的困難性，在不斷研究香港問題和臺灣問題的基礎上，增強中國共產黨自身處理港臺關系問題的科學性，更好地發揮香港對臺灣的垂范作用。
2.重視發揮香港在兩岸交流中的中介地作用，在經濟上加強三地的密切聯系。
現在港臺之間的經貿關系更加密切。港臺經貿往來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至今已經有五十年的歷史了，兩地的投資和貿易已經形成了相當規模。據統計，在港臺商有三千多家，累計投資數百億美元，而港商對臺投資也占臺“僑外資”的首位。近年來，兩地的貿易額都在百億美元以上，臺灣是香港的第四大貿易伙伴，香港是臺灣的第二大出口市場（含轉口貿易），雙方頻繁的經貿交流，促進了兩地經濟的共同發展。香港回歸以后，海峽兩岸都有維持港臺關系發展的意愿，香港的經貿政策也并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因而為發展港臺關系創造了一個良好的環境。
   香港作為兩岸交流的中介地，不僅對兩岸的經貿交流起了重要作用，同時也促進了港臺的經貿交流和發展。近些年來，兩岸每年經香港轉口貿易均在數百億美元以上，間接投資數十億美元，經香港赴兩岸旅游、探親、訪問的人數達百萬人次，這給港臺的航運、旅游、金融等業提供了不少商機，推動了香港服務業的發展。由于兩岸還沒有實現直接“三通”，兩岸的貿易、投資、人員等仍然還是主要通過香港進行中轉。就是在兩岸實現“三通”后，香港作為自由港，憑借自身的國際經濟地位和優越的經濟環境，比內地的其他城市具有競爭優勢，仍將是兩岸經貿往來的主要中轉站。
   由于兩岸在政治方面還存在著一些難以解決的分歧，因此，香港的中介作用還是必不可少的。而在經濟方面，香港提供的各種完善服務、良好的投資環境和通向世界市場方便的渠道，將吸引著兩岸繼續保持和擴大在香港的經濟聯系。兩岸通過香港的經濟聯系、通過香港的人員往來以及兩岸直接聯系也將大大增加。祖國大陸與臺灣經濟聯系的日益密切對我們實現國家的最終統一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3.繼續發揮香港“一國兩制”模式對臺灣的影響
    隨著香港和澳門的回歸，“一國兩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出現了著名的“香港模式”和“澳門模式”，而當代中國國家統一問題的“重中之重”——臺灣問題出現了“不統、不獨、不戰、不和”的僵局，“三通”通郵、通商不通航，圉于時冷時熱的“大兩岸關系”和“小兩岸關系”也張馳無序。在這種形勢下，香港和澳門作為“一國兩制”的第一、第二個樣板，必將對臺灣產生巨大的示范效應。正如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在1996年1月香港特別行政區酬委會成立時講話中指出的：“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是實現祖國統一大業征途中的第一站，后面還有澳門問題、臺灣問題。香港的工作做好了，將使今后統一祖國的大業展現出非常美好、廣闊的前景。”“一國兩制”構想最初是為了解決臺灣問題提出來的，但是首先被應用于解決香港問題。一直以來，由于臺灣當局對“一國兩制”構想進行詆毀和歪曲，將其說成是大陸的“統戰”陰謀，致使臺灣多數民眾不但不了解“一國兩制”的真正內涵，而且產生了一種對“一國兩制”的恐懼感和排斥心理。香港回歸后，臺灣的駐港機構和人員親身體驗了“一國兩制”的現實生活，臺灣島內的民眾也有了更多的機會加深對“一國兩制”的認識與理解。因此，七年多來“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踐，真正實現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使香港經濟持續發展，社會繁榮穩定，市民安居樂業，為按照同一方針解決臺灣問題提供了一個成功的范例，有利于臺灣問題的和平解決。[黃修榮：《國共關系史》下卷，廣東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962頁。]
港澳的相繼回歸對臺灣心理上造成了很大的影響，要求早日實現國家統一的壓力集中在拒絕采納“一國兩制”可行模式的臺灣當局身上。“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踐使人們認識到，這是實現國家統一的現實道路。正因為香港居民對香港回歸后“一國兩制”的實施情況多持積極態度，臺灣當局對港臺人士的態度也發生了某種變化。1991年前，臺灣將港澳人士“視同國人”，可以自由赴臺居住、工作，九七之后臺灣的政策逐步收緊，對港澳人士赴臺政策從鼓勵轉變為限制、管理。港澳回歸不僅為臺灣樹立了一個“一國兩制”的理論和事實上的樣板，而且為兩岸關系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契機。在過去二十幾年中，以香港為媒介，內地、港澳和臺灣已經形成了密不可分、互補互利的經濟聯系。以分工而言，臺灣主要提供中間性原料及零件，經香港提供各種服務，送往大陸，在大陸加工成為最終產品，再由內地或經香港銷往歐美市場。在這個過程中，臺灣與香港利用了其資金豐富的優勢，而香港作為資金、貨物流通渠道的作用尤為顯著。內地與香港的臺灣之間的經濟合作建立在經濟互利的基礎之上，一時一地的形勢變化不可能長遠影響這種合作的發展。
香港回歸以后，海峽兩岸直接“三通”在香港和澳門的成功實踐和海峽兩岸日益密切的經濟關系，將逐步擴大“一國兩制”理論在臺灣同胞中的影響，為兩岸和平統一創造條件。事實說明，香港回歸后的高度自治確實增強了“一國兩制”對臺灣同胞的吸引力。“1998年6月30日，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滿一周年前夕，臺灣‘中國統一聯盟’在‘對香港回歸一周年的聲明’中表示，‘一國兩制’已成功地實現于香港，‘一個中國，臺人治臺’也可以成功地實現于臺灣。”[孟慶順：《港澳與海峽兩岸關系》，武漢出版社，1999年版，第3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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