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蘇軾詞在兩宋的審美接受(二)

接受美學的創始人堯斯在《文學史作為向文學理論的挑戰》一文中提出:“一部文學作品,并不是一個自身獨立的向每一時代的讀者均提供同樣觀點的客體。它不是一尊紀念碑,形而上學地展示其超時代的本質。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樂譜,在其演奏中不斷獲得讀者新的反響,使本文從詞的物質形態中解放出來,成為一種當代的存在”。③因此不同時代的讀者對文學作品的接受是不同的，作家作品的接受是隨著時代文化的變化而變化的，所以在蘇詞接受史的研究中，對于時代背景的梳理是必不可少 。

基于此，本文在全面把握蘇軾詞基本內容和風格特點的基礎上，聯系兩宋的時代背景和詞體在宋代的發展歷史，運用相關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知識，通過研究蘇軾詞在兩宋時期受到的不同評價，對蘇軾詞在兩宋的審美接受做出闡述。

2 蘇軾詞的內容及風格概述

2.1 內容上突破花間藩籬，敘述士子心懷，傷時懷古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提到：“詞至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④詞在當時社會僅僅是一種純娛樂性質的文體，難豋大雅之堂。然而南唐后主李煜卻將自身所經歷的家仇國恨化入詞作中，拓寬了詞的內容和意境，取得很大的成就。歐陽炯在《花間集序》中對西蜀詞人的創作情景也做出了以下描寫：“綺筵公子，繡幌佳人，遞葉葉之花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不無清絕之詞，用助嬌嬈之態。自南朝之宮體，扇北里之倡風”，⑤這種創作環境下的作品，往往都是些男歡女愛。蘇軾詞卻以其獨有的創新性對詞這一文學體裁做出了劃時代意義的變革，在詞學史上占據著不可替代的地位，提高了詞的文學地位，擴大了詞體的表現范圍。將“伶工之詞”從一步步轉化為了“士大夫之詞”。

從蘇軾創作詞開始，便有意擴大詞的表現內容，可謂是無所不寫，題材上有游記、思郎、民俗、懷古、別情、悼亡、宴賞、民生、農村生活、哲理探討、禪機參悅等，這些題材的選擇已經與傳統詞作宴飲遣玩、男歡女愛有了很大差異。蘇軾初期的詞作就基本上已經改變了“艷科”的陳舊模式，將自己的情感更多的融入到了詞作中，一改傳統的男女情愛，更多的轉化為了表現真性情。而悼亡、民生、農村生活等這些題材在至蘇軾以前的詞史上是不曾出現的，可謂是新天下耳目。同時蘇軾詞作中還大量的出現了表現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以身報國豪情的詞，如《江城子·密州出獵》中的“親射虎”、“射天狼”的壯士形象更是一改往日詞作中的美女佳人、書香公子形象，將胸懷大志、意氣風發的壯士引入詞壇中。蘇軾詞創作的一個高峰則是開始轉向了對人生的思考和對士大夫人格的超越。如《定風波·三月七日》，認為一切都是“回首向來蕭瑟處，也無風雨也無晴”， 始終保持著平靜的心境。在《念奴嬌·赤壁懷古》中感慨“人生如夢”，這種超然自適的人生態度附注在了蘇軾的生活中，同時更多的注入了他的詞作中。

東坡詞的整個發展歷程都是在不斷的擴大詞體的表現范圍，開拓詞境，豐富詞的情感內涵，以士大夫的生命精神灌注于詞中，從而提高了詞的藝術品位。將本是“小道”的“伶工之詞”一步步上升成了“士大夫之詞”。

2.2 格律上不愿拘于聲律，豪放不受羈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