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蘇軾詞在兩宋的審美接受(六)

劉勰嘗言：“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所謂經學化，是指在中國古典文學發展史上，幾乎每一種新興文體的出現，皆走過一條由閭里俳偕調笑娛樂之文走向大雅君子言志載道之文的道路，皆要承擔家國教化之責任。縱觀我國文學史的發展，小說、詞、戲曲莫不然。宋代文學的典型代表樣式是詞，在宋代詞壇上最具革新影響力，將詞從作為娛賓遣興的小技引向作為言志載道的工具，蘇軾居功至偉。

從詞的產生到蘇軾開始創作詞，之間已經有了幾百年的歷史。但就內容和風格來看，北宋前期的詞始終停留在閨閣庭院之景和相思愛恨之情的范疇；其基本風格也都未能脫離纏綿悱惻、溫婉隱約的模式。歐陽炯的《花間集》更是把詞的體式和內容規范化的定為了“艷科”的格局，詞的發展之路越走越窄。但當花間范式以及宋代文學發展的越來越成熟之際，人們開始漸漸意識到詞的功能和風格太過狹隘，在新的歷史時期下，詞僅僅描寫“花間尊前”已經不能滿足新時代文人的需求。詞本身為“艷科”，要革新必然是要求詞變革舊的俗樂，向雅化不斷發展，向儒家經典不斷靠攏。

到了蘇軾開始創作詞的時候，詞已經不得不進行變革，蘇軾的革新也就是這一文學創作規律所驅使的必然結果。蘇軾本身就是一位極其具有變革意識的作家，他不甘心居于柳永之下，將革新的精神帶入了詞的創作領域，追求別具一格的藝術表現，開創了詞的新局面。然而新事物的出現在一開始往往會遭到否定，人們會質疑它的合理性。蘇詞一出現就遇到了這樣的情況，文人學者紛紛對其批評，認為蘇詞不是“本色”詞，脫離了它原初的功能。在當時贊揚蘇詞的人寥寥無幾，但蘇軾依舊堅持自己的作詞風格，努力將詞從花間范式脫離出來，使處于“小道”的詞地位向詩文攀升。

“詩余”是在古代文人學者對詞的一個稱呼，這種稱呼可以看出在當時人們認為詞體這種文學體裁產生于詩，同時也是對詞體地位的一個肯定。“詩余”的說法是啟于蘇軾的，張世南的《宦游紀聞》卷二記蘇軾中說蘇軾“（文）與可詩文不能盡，溢而為書，變而為畫，皆詩之余”。這種把詞視為詩的主張是針對當時詞壇上艷詞格局而發的。蘇軾有意的改變詞體卑微的文學地位，將它抬高到了詩的高度，將當時娛樂性的詞搬上了案牘，使詞變為了載道言志之文。關于蘇軾的詞, 陳庭焯在《白雨齋詞話》卷九中說過，“人知東坡古詩古文，卓絕百代，不知東坡之詞，尤出詩文之右。蓋仿九品論字之例，東坡詩文縱列上品，亦不過為上之中，下，若詞則幾為上之上矣”。這段話是依據鐘嶸的《詩品》來評論蘇軾作品的，認為蘇軾的詩和文已經可謂是品級中的上品，也是上品中較一般的，但他的詞卻是頂級水平了。這種對蘇詞的高度評價可以看出在當時人們已經把蘇詞的價值抬高到了高于蘇詩的地位。傳統的士大夫多用詩來表達情感，蘇軾卻有意識的將本來應由詩來完成的任務轉為用詞來承擔，擴大了詞境，提高了詞的地位，改造了詞風，這種對詞風的雅化是符合儒家文學要求的，在我國文學史的發展歷程中儒家思想文化一直作為正統思想貫穿始終，然而蘇詞革新的正是舊詞體中缺失的儒家思想文化，是將原為小道的娛樂性文學轉變為載道言志之文學的行為。這種對詞境的開拓必然會受到理學家的追捧，逐漸占據詞壇成為主流。

4.3詞體的二重性特征：音樂性、文學性

詞本是合樂而歌，具有音樂性和文學性雙重性質，這是詞與詩在形式上最為突出的區別。如果說填詞不再顧忌音樂性的需要，不可入樂而歌，便于詩的本質區別就不復存在了。蘇詞正是在這一點上打破了傳統的詞體兩重性特征，“以詩為詞”，這便成了宋代文人對蘇軾詞批評與不滿的集中點。在北宋繁榮昌盛的時代背景下，作為倚聲而歌的詞是不可能脫離音樂性的，因為當時人們對于詞的作用僅僅局限于娛樂傳唱，但是就詞本身的發展來看，詞體音樂性與文學性的分離是詞發展的一種趨勢。

蘇詞一經問世就遭到了一些文人對其音律問題的批評，李清照的《詞論》最直接的批評了蘇詞音律不諧的問題。就蘇詞本身而言，絕非全部不協音律，只是偶有作品有失傳唱罷了。蘇軾本身是有依據樂曲而改寫歌詞的才能的，蘇軾懂音樂，其詞可歌是毋庸置疑的。然蘇軾生性放蕩不羈，陸游對蘇軾詞不協音律的辯護在上文中也有描述，他也認為蘇軾是追求“豪放”，所以“不喜剪裁以就聲律”。蘇詞的革新使詞從一種音樂的附屬品轉變為了一種獨立的抒情文體。從本質上看，蘇軾的“以詩為詞”就是突破了詞的音樂性，蘇軾寫詞不再是供歌兒舞女傳唱，而是供人案頭閱讀，不求能歌，注重抒情言志，雖然在詞的創作上也遵循音律，但不愿受音律所限制而壓抑情感，偶爾不協音律。

出現對蘇詞不協音律問題的批評與辯護，究其本質就是對詞的兩重性把握不同所造成的，李清照等一部分文人批評蘇詞不協音律，非本色，是因為他們在對詞的體式和風格認知上認為詞是一種音樂文學，強調詞對音樂的依附性，提出“蓋詩分平仄，而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六律”的主張，這些文人都認為詞體是文學與音樂的結合體，音樂性尤為重要，如果消除，那么詞就不再是詞。之后陸游、王灼等人對蘇詞音律問題的紛紛辯護，其實也就是對于蘇軾革新詞體，使詞體情感和形式雅化的一種肯定，他們對詞之諧律入樂的見解與李清照等人是不同的。他們對于詞的音樂性要求沒有那么苛刻，不拘泥于音樂性限制，高度贊揚蘇詞對詞境的擴大。因為在靖康之難以后，愛國文人開始更加重視用詞來表現自己的愛國情感和國破家亡的愁思，對于詞原本用來娛樂的作用漸漸淡化，更加注重詞的閱讀性和文學性，那么自然就會忽視了原本“不協音律”的問題。蘇詞為詞壇指出的“向上一路”正是強化了詞的文學性，弱化了詞對音樂的依附。

5 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