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張愛玲小說中的女性形象(三)

曹七巧是黃金的奴隸，戴著黃金的枷鎖活了過了一生。當初進姜家為的就是錢，婚姻與青春是錢的交易品。她不滿姜季澤亂花公帳上的錢，在分家時，她號啕大哭：“明算賬，大哥大嫂不言語，我可不能不老著臉開口說句話。我須比不得大哥大嫂——我們死掉的那個若是有能耐出去做兩任官，手頭活便些，我也樂得放大方些，哪怕把從前的舊賬一筆勾銷呢？可憐我們那一個病病哼哼一輩子，何嘗有過一文半文進賬，丟下我們孤兒寡婦，就指著這兩個死錢過活。我是個沒腳蟹，長白還不滿十四歲，往后苦日子有得過呢”。得到錢之后，她又苦心地守錢。“你娘的這幾個錢不是容易得來的，也不容易守得住”。為了守住她的錢，她付出了更多。分家后，她曾經愛過的姜季澤來訪，喜悅之余，她馬上懷疑姜季澤是為錢而來，真相大白之后，她毅然封殺內心的欲望，產生了“天下的男子都是一樣的混賬”的偏見。以致女兒長安還是十三歲時，不小心從茶幾上摔下來，侄子春喜扶住了，被她看見就以為侄子是受了父母的教唆，看著她們家的錢，來打長安的主意，氣走了侄子之后，她教女兒：“男人……都碰不得”。當女兒年輕時，有很多人提親，男方家境一般的，她認為人家看中了她的錢；家境好的，看不上長安，婚事一直耽擱。晃了三十年，女兒大了，這時曹七巧就說：“長安自己長得不好，不是母親不關心她的婚事”。活生生一個守財奴形象。

姜家二少爺終日在床上躺著，肉是軟軟的，是一個“沒有生命的肉體”，嫁給這樣的一個廢人，她肉體上得不到滿足，言行舉止中就流露出涉淫犯忌。不僅僅言語不登大雅之堂，而且把身邊唯一的男人——自己的兒子訓成煙鬼，成好陪在她身邊。要兒子說出夫妻之事，然后又把兒子兒媳的私密事在牌桌上大講一通，還略加渲染，說得“有聲有色”。別人都聽不下去，兒媳的母親都無顏再見女兒，她還一個勁兒地講。接連要兒子為她燒煙，把兒媳撂在病床上，導致兒媳最后沒人照料而死。后來扶正的絹姑娘，還沒熬過一年就吞鴉片自殺了，連兒子不敢再娶。女兒長安為了好不容易才交上的童世航而硬撐著戒煙，曹七巧倒好，在童世航跟前，有意無意地說女兒是個大煙鬼，棒打鴛鴦。這是怎樣一個變態狂，虐待狂，自己沒得到愛情，反而還嫉妒女兒，活生生地拆散長安和童世航曹七巧是個大惡魔，自己戴著黃金的枷鎖不罷休，還要用沉重的枷角劈殺兩個兒媳，沒死的子女也送了半條命。她周圍的人恨她，恨她吝嗇，恨她不痛常理，恨她搬弄是非，恨死了她。她是可悲的，也是可憐的，她自己心里也不好受。;從一走進姜家的門曹七巧就錯了。下層人變態地追求富貴的心理和正常的生理追求，與現實的壓抑讓曹七巧踏上了畸形化的不歸路。

三、小說中女性悲劇產生的原因。

（一）特殊的時代

張愛玲所處的時代是一個特殊的時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從大的時代背景來看，在五四運動對封建倫理道德進行了巨大的沖擊，在時代變化的感召下， “現代文明”和封建文化交織漸變的文化背景下的普通女性萌發了一些細微的個體意識；同時時代給予她們的又有強烈的動蕩感和不安全感，在這種特殊年代中，讓她筆下的女性不斷做出讓人驚嘆的選擇。張愛玲玲筆下的這些人物為了不斷膨脹的物欲，可以出賣肉體，出賣靈魂，甚至出賣幸福，她們對物質的需要已達到一種異化的物欲，不幸的是，時代并沒給她們大貴的命運，她們得到更多的是一個悲慘的結局。物欲橫流最終吞沒了她們，使她們走向了人生的不歸路。因此當“似睡非睡”的七巧回憶起“十八九歲姑娘的時候……喜歡她的有……如果她挑中了他們當中的一個,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對她有點真心”時,這些只能和著她臉上的兩滴淚珠,永遠地埋進了她的墳墓；霓喜在一次又一次被拋棄后,最終也成為一點人氣也沒有的“外頭人”；所有的女主角終是沒有逃脫張愛玲小說中灰暗、虛無的氛圍。

（二）社會的無情摧殘

在中國幾千年男為尊傳統的壓抑下，長期以來女性向來被世人視為弱者，一方面是因為自然的生理機能，另一方面是因為在父系社會中，女性在情感、政治、經濟上都處于弱勢。中國女性自身帶有很深固的奴性，盡管五四以來一直提倡婦女解放，但仍擺脫不了對男性的依附心理。張愛玲小說中的女性也是由于這種依附觀，從而陷入悲劇的人生中去。受五四影響，女性也開始到社會上讀書、工作，甚至留學深造，但只是在形式上的改變，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根深蒂固的道德觀念——女人最終應當靠男人生活，失去獨立的人格，心甘情愿地成為男人的奴隸、附庸、玩偶，從而淪為悲劇的化身。

《霸王別姬》中虞姬把自己卑微地比做楚霸王的回聲，她“懷疑她這樣生存在世界上的目標究竟是什么？……她僅僅是他的高亢的英雄的呼嘯的一個微弱的回聲，漸漸輕下去，輕下去，終于死寂了”。川嫦看似傳統又頗有心機的白流蘇，費勁心思無非也是在男人身上以求生存。、煙鸝依照男權社會標準形塑而成的女子，沒有出嫁時就依附于家庭，出嫁后依附于丈夫，性情沉悶缺乏主見。嬌蕊家里人送她出去讀書，目的也是為了挑個好一點的人。曼璐在男人堆里摸爬滾打多年，受盡男人的欺凌，最終還是把希望寄托于男人，甚至搭上了自己的妹妹。

 “女人一輩子講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遠永遠。”因為男人就是她們心中的主心骨，一旦垮了，一切都沒有了。男性是構成女性世界的另一半甚至全部，男人是女性命運的支配者，更是施虐者。更不幸的是她們所依靠的男人，不是自私薄情的偽紳士，就是頹廢窩囊的紈绔子弟，再或者是巧言令色的花花公子，對于他們來說，女人完全沒有獨立的人格，只不過是他們的一件衣裳而已。《紅玫瑰與白玫瑰》中的振保生命里有兩個女人，“一個是圣潔的妻，一個是熱烈的情婦”，更深刻的暗示了在男人的世界里，女人是分裂的兩半，最后的結果不是墻上的一滴蚊子血，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飯粘子。

在以男性權力為標志的社會里，男人本身只把女人作為可以隨意擺弄的物品，當作一種附庸。女人對自己的處境和表現只能無能為力甚至無動于衷，好似一切都是命運的安排，再反抗也是徒勞。即使有過反抗也一樣悲劇收尾。白流蘇勇敢的脫離婚姻的桎梏，為了生存還是又一次走進婚姻的圍城。曹七巧不依賴于男人，把黃金作為她最大的寄托，為了財產泯滅了自己的情欲，轉過頭來又以封殺別人和兒女的情欲來作為自己情欲的補償。嬌蕊為了追求自以為的愛情，義無返顧的離了婚，在慘遭拋棄后還只有選擇無味的婚姻。從這也可以看出女性的悲劇最根本的原因是經濟上不獨立，在沒有錢的基礎上只有依靠男性而生存。女性與男性永無休止的“斗爭”是她們的生存哲學。這種“斗爭”只是女性生存的迫切需求。所以，張愛玲筆下的女性意識便是一種迫切的生存意識。在曼楨身上我們看到了中國第一批職業女性的影子，也看到了其中的心酸和無奈。就是在現代，社會雖然給了女性自強自立的條件，但仍會從內心不自覺的依靠于男性的女性，或許幾千年的傳統思想已經留下了太深的烙印，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抹去的。

由此可見，張愛玲筆下的女性悲劇命運的成因不是個人的，也深深烙上了時代的印記，是特殊時代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