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中國古今收入分配與地理關系(一)

文獻綜述

關于中國古今收入分配與地理關系的直接文獻資料較少，我將從收入分配的歷史事實與理論，以時間為軸線貫穿全文，各個歷史時期生產分配下的收入分配與地理位置的關系等個方面來尋找資料論述命題。

（一）中國古代收入分配理論與代表地理位置

原始社會是以親族關系為基礎，生產力水平極其低下，人口很少，人們通過采集、狩獵、捕撈等簡單的生產方式獲取的食物很少，難以滿足人們對基本生活資料的需求，經濟生活采取平均主義分配辦法。中國的原始社會，起自大約170萬年前的元謀人，止于公元前21世紀夏王朝的建立。原始社會經歷了原始人群和氏族公社兩個時期。氏族公社又經歷了母系氏族公社和父系氏族公社兩個階段。北京人是原始人群時期的典型。山頂洞人已經過著氏族公社的生活。長江流域的河姆渡氏族和黃河流域的半坡氏族是母系氏族公社的繁榮時期。

舊石器時代時期，人們群居在山洞或部分居住在樹上，以一些植物的果實、根莖為食物，或集體捕魚狩獵來維持生活，采取的分配方式類似于群居動物所體現的分配形式，具有共同分享的特征。到了新石器時代，人類走出山洞和下到地面，開始構筑一些簡單的房屋，進行一些簡單的農業和畜牧業勞動，從而開啟了人類真正從事經濟活動的歷史。但是，這種新的生產方式把人類勞動帶到一種新的群體勞動和生活方式中。人們之間的合作勞動的特點更加明顯，合作勞動的關系更加緊密，因此，生產與分配的關系也體現得比較突出。對于合作生產出的食物的分配基本上采取平均分配的模式。當然，這種平均分配也不是簡單地將食物絕對地等分到各個人，而是按照先成年人、次小孩、最后老人的順序分配。這實際上也屬于一種平均分配的形式。出現這種分配方式完全是自然選擇的結果，因為這樣的分配更有利于集體或部落的生存。恩格斯：《反杜林論》中提到“在實行土地公有制的氏族公社或農村公社中（一切文明民族都是同這種公社一起或帶著它的非常明顯的殘余進入歷史的），相當平等地分配產品，完全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成員之間在分配方面發生了比較大的不平等，那么，這就已經是公社開始解體的標志了。

中國舊石器時代的晚期，以采集為主、狩獵為輔的原始經濟在各地有了更快的發展。從重要遺址峙峪、小南海（小南海原名小瀛海，位于重慶黔江區境內）、虎頭梁所發現的石器和遺跡來看，當時的生產水平在不斷進步和提高。以弓箭的發明為標志，狩獵經濟又獲得進一步的發展。1963 年發掘的山西峙峪遺址，距今 28000 年，僅石器材料就多達 15000余件，明確地出土了石箭頭和鉞形小石刀之類復合工具。1960 年第一次發掘小南海洞穴時，10 平方米范圍內出土石制品達 7000 多件，可見當時石器制造業已有相當規模。在河北陽原的虎頭梁遺址，考古工作者清理出三處篝火遺跡，灰燼中有燒過的獸骨和鴕鳥蛋皮，周圍散布著大量石片、石屑和用作石砧的大塊礫石，這里顯然是一個狩獵者的宿營地。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中所指出的：“產品交換是在不同的家庭、氏族、公社互相接觸的地方產生的......交換沒有造成生產領域之間的差別，而是使不同的生產領域發生關系，并把它們變成社會總生產的多少互相依賴的部門。在這里，社會分工是由原來不同而又互不依賴的生產領域之間的交換產生的。而在那里，在以生理分工為起點的地方，直接互相聯系的整體的各個特殊器官互相分開和分離，并且獨立起來，以致不同的勞動只有通過把產品當作商品來交換才能建立聯系。這意味著，在原始社會末期，也就是原始公社時期，以社會分工發展為標志的生產力進步推動了商品交換或商品經濟的產生。這使得收入分配由原始社會的宏觀層面上的分配轉型為古代社會的微觀層面的分配。

古代社會包括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在社會形態上，不僅產生了國家，而且原始社會的土地公有制變成了土地私有制。從中國古代社會的收入分配來看，無論是奴隸社會，還是封建社會，由于土地集中在奴隸主或地主手中，收入分配也明顯地向奴隸主或地主傾斜，而廣大的下層民眾較為貧困。正如亞當·斯密所講的：“中國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國家，就是說，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細，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勞的國家。”但“中國耕作者終日勞作，所得報酬若購買少量稻米，也就覺得滿足。技工的狀況就更惡劣。歐洲技工總是漫無所事地在自己工場內等候顧客，中國技工卻是隨身攜帶器具，為搜尋，或者說，為乞求工作，而不斷在街市東奔西走。中國下層人民的貧困程度，遠遠超過歐洲最貧乏國民的貧困程度”。不過，中國古代社會君主介入收入分配的情況出現得較早，而且呈現出較為復雜的特征。早在西漢時期，就出現君主干預分配的政策。《管子》的作者指出：“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因此，在中國大一統中央集權體制下，君主出于政治上的考慮對收入分配進行干預，并出臺了“抑商、限田、平準、均輸”我們從這些政策。來了解古代收入分配的歷史事實與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