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個人所得稅改革的一點思考及建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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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個人所得稅征管困難的原因，有學者認為是制度的原因。認為我國個人所得稅模式選擇了分類稅制，而沒有采用綜合所得稅制；采用了自由申報法和代繳代扣法相結合，而沒有采用源泉征收法等等，是稅收效率低的重要原因，他們認為應該從根本上對稅收制度進行大改革。我們姑且不說阿羅——德布魯的一般均衡模型可以得出經濟體制與效益不相關的結論，因為有人會反駁假定條件不現實，但是根據諸如庫恩，雅諾什·科爾奈等研究制度范式的大師他們都認為每一個制度都有其優越性，更何況在現行稅制下更多的問題是征管方法、配套措施的滯后引致的，鑒于“革命”的成本大于“改良”，而且我們進行稅制改良的空間巨大，收益更加明顯。
在參考有關學者的研究成果，結合自己觀察，對于個人所得稅流失嚴重的原因總結如下：
1、轉軌時期地下經濟猖獗，收入隱性化嚴重，加之灰色黑色收入多。關于地下經濟有兩種，一是由于本國政府的管制而轉向地下發展的（比如倒賣出口份額，上市名額等），還有就是在任何社會都不允許的，向政府官員的“權錢交易”，走私。
2、自然人納稅意識薄弱，稅務部門的懲罰力度不大，全社會誠實信用體系沒有建立，偷逃稅成本成本小，風險小。
由于我國一直實行低工資制度，盡管一直設有“個人所得稅”,但是由于我們許多人的收入在起征額之下，不必納稅，而隨著改革開放，分配制度向個人傾斜，收入水平大大提高，但長期以來的“有名無實”使納稅人對這項稅的繳納意識淡薄。
稅務部門鑒于征稅成本高低不一，在許多時候在完成上級給定的征稅額之后，將不再愿意去征原本該征收上來的稅，尤其是個人所得稅。在《征管法》中第六十三條這樣規定“納稅人偽造、變造、隱匿、擅自銷毀帳簿、記帳憑證，或者在帳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經稅務機關通知申報而拒不申報或者進行虛假的納稅申報，不繳或者少繳應納稅款的，是偷稅。對納稅人偷稅的，由稅務機關追繳其不繳或者少繳的稅款、滯納金，并處不繳或者少繳的稅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但是在實際征稅中，稅務部門很少區分偷稅、漏稅、逃稅、抗稅和欠稅等概念，在稽查中發現的只要補稅就不再追究責任，如此就減小了納稅人的逃稅成本與風險。　　3、稅制本身不夠規范完善，治稅思想和稅收征管中“偏松偏軟”，代扣代繳單位沒有很好得履行職責，使得納稅人或代扣代繳人采用種種方法避稅、偷逃稅。
比如關于費用扣除標準，是很模糊的概念，堅持統一的標準，而且對于一些納稅人的特殊情況又沒有給予照顧,例如相應于醫療改革的深入，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費用扣除應該增加。另外由于實行的是分類稅制，收入來源的豐富多樣加大征收的難度，而且限制了納稅人從事一些行業的積極性，不利于經濟發展和提高社會福利。
四、偷逃稅模型的建立
首先要肯定的是納稅人進行偷逃稅的目的在于取得比按章納稅更多的收益，即冒一定風險去偷逃稅，是為了較高的回報率。（這里所說的偷逃稅是廣義的，包括偷稅、漏稅、逃稅、抗稅等）
1972年阿林厄姆和桑德姆最先提出了預期效用最大法模型（以下簡稱A-S模型），1973年斯里尼桑提出了預期所得最大法模型。這兩個模型均是源于貝克爾（Beaker.G，S）對犯罪經濟學的研究和阿羅（Arrow.K）對風險及不確定性問題的分析。根據現實情況，在下面我們在修改那幾個模型的一些假設前提，并建立一個簡單模型。
假設如下：
納稅人是理性的經濟人，規避風險，但是他也考慮道德因素，即名譽，社會地位等都對納稅人有制約；他的目標是效用最大化
納稅人是獨立的決定他的行為的，不受其他納稅人行為的影響
稅務部門無法掌握納稅人的真實收入，納稅人的收入是外生變量
我們建立這樣一個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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