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權運行機制的反思與重構(四)

其二，三權分離是保障權責統一的必然要求

審理者根據自己的知識經驗及法律標準，經質證辯論而認知并確認的事實，然后做出獨立的判斷，那么出現錯案時責任追究也簡單明確。但如果審判權受制于行政權，如案件要經過審委會或層層審批才能最終決定，必然會導致署了名的裁判并沒有真正反映法官本人的意志，那么讓法官個人承擔責任顯然有失公正；而想讓所有參與案件的人員如庭院長、審委會委員等都承擔責任更不現實。如佘祥林這樣的普通錯案[ 佘祥林，中國湖北省京山縣雁門口鎮人，原是當地派出所治安巡邏員，1998年因涉嫌殺害妻子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事后女兒輟學、其母病故、親友為他上訪時曾被扣押，但2005年3月其“亡妻”突然出現，他被無罪釋放。他披露當時因不認罪被毆打了十天十夜，事件轟動全國。]，追究責任時還要省委書記出面協調。而以保障“實體公正”的理由來進行的諸如“審批、把關、請示”的行政化監督，既破壞了程序公正的實現，更讓原本承擔監督職責的機構失去其預設價值。

其三，三權分離是提升司法公信的現實需要

司法的過程是一個糾紛解決過程，只有讓這整個過程置于透明監督體系下，形成公開嚴格、具有廣泛可參與性的機制，讓當事人和社會能感知法律公正的存在，那么司法公信和權威才能逐步得到樹立。而現在 “暗箱裁判”現象的普遍存在嚴重影響了司法公開的實現，如審委會對個案進行討論均是秘密且不定期進行，有哪些人參加討論、何時討論，當事人并不知道，致使當事人根本無法感知公正；還有上下級法院間“合理而又必要”的請示、匯報、溝通，更是變現的剝奪了當事人的上訴權。曾經名操一時的山西絳縣院長姚曉紅，一個只有小學文明的半文盲，每次“審批”案件時還需要審判員把判決書讀給他聽，卻掌握著對裁判“生殺予奪”的權力。的確，只有把審判權和監督權從行政權的漩渦中解放出來，才能讓當事人知曉法官對案件審理的整個操作，才能讓裁判者保持高度的自律性，司法公信的基石才能得以得到堅強筑立。

四、路徑選擇：構建權力分離模式之設想

司法系統的審判權、行政權與監督權是三種不同性質的權力，應當有著涇渭分明的界線。“如果一個公務員故意不執行其上司要求他處理某一事務的指示，通常構成失職；恰恰相反，如果法官按照上司的指示去判案的話，這種行為就構成失職[ (德)傅德：《德國的司法職業與司法獨立》，參見單冰編：《讀術：美國與德國的司法制度及司法程序》，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頁]。”的確，鑒于法院內部濃重的行政權色彩，以及對監督制度的排斥和對審判規律的背反，改革現行法院管理機制，按照“三權分離、各司其職、各負其責”的要求，構建一套科學合理的“三權三性”管理運行模式，理順行政權、審判權和監督權之間的纏繞關系，是通往司法公正的必經之路。

（一）行政權突出服務性

權力性質決定權力的影響力，行政權與生俱來就有駕凌于其他權力的特性，司法權運行機制改革的核心目標就在于要消除法院內部行政權對其他權力的單向控制和制約作用，否則就違背了司法的本質，公平正義將難以實現，因此對于行政權運行改革側重點應當突出其服務性，弱化乃至取消其命令服從性。

第一，重新劃分法院結構。在法院內部設立行政事務管理局，承擔目前一般法院設立的行政科、辦公室、政治處等負責的行政事務性工作，與審判結構區分嚴格獨立的界限，并交由不具備法官資格的行政管理人員管理，如部分法官意要擔任，也應提請人大免去其法官資格。第二，引入人員分類管理機制。將法院內部人員分為法官、輔助人員、行政人員三類，法官專職掌管審判工作，輔助人員辦理審判輔助性事務，而行政人員則負責行政事務管理，各司其職、各負其責。第三，取消法官的行政等級。對法官管理跳出公務員序列，取消科級、副科、處級等行政等級評定的規則，強調法官地位的平等性。第四，撤銷審判庭建制。庭院長等領導是行政權與審判權合一的人員，身上既具備審判權還兼任行政權，是審判制度行政化的一個重要原因，為此建議取消審判庭設置。或考慮多方因素即使依然設置審判庭也應強調行政權與審判法官的無關聯性，比如對裁判文書的簽發僅僅是庭長履行文書生成的程序性管理職能，而非審判職能，否則得承擔干涉審判獨立的責任。

（二）審判權強調獨立性

在司法運行規律中，中立性是司法的首要原則，確保法院內部審判組織和法官個體在案件審判過程中享有獨立裁判權，是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必然選擇，建議從以下四方面著手。

第一，取消案件審批制度。規定向上請示或尋求審批為不合法行為，審判組織或獨任法官必須具備自主獨立行使審判權的意識和能力，上位法官不得以任何理由或借口干擾其他法官獨立審判。第二，改革審判委員會制度。不可否認審委會在保障案件質量等方面發揮了一定作用，但其違背公開原則、權責分離等問題廣遭人詬病。建議嚴格審委會案件準入，強化審委會對綜合性審判工作的宏觀指導，確定為全院法官的審判業務咨詢、指導和管理機構。第三，復歸上下級法院關系。依照法律規定，我國實行四級兩審制度，上下級法院是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而現實中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兩者已然演變為“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建議通過改進與完善考核評價系統、規范監督指導方式、設立專門機構接受法律咨詢等措施，理順兩者間紊亂關系。第四，重塑合議庭運作機制。改革合議庭組成模式，打破固定合作的利益小團體制度；細化評議規則，規定合議庭成員對案件事實、適用法律等情況須充分陳述意見，記錄入檔，避免“合而不議、簡單附議、互相附議”現象發生；完善責任追究、監督制約與績效考核機制，確保合議庭或獨任法官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并對案件的質量問題終身負責。第五，健全法官職業保障體系。保障職業穩定性，嚴格規定非因法定事由不能隨便變動工作崗位，更不能以某種理由調遣或撤職。建議提高法官的薪酬與待遇水平，我國法官的工資薪酬一直處于相對較低的水平，雖然受整體財力影響，法官的待遇不可能提升過高，但適當從優仍有可行空間。

（三）監督權注重主動性

目前由于司法監督體制失靈而導致飽受詬病的司法不公、司法腐敗等現象的不斷發生已然成為不爭的事實，法院自身幾乎不存在冤假錯案被自行查實追究的例證。作為內部被監督的法官,違法事實多年得不到提示、制止與追究，這本身更反映出當前司法管理體制對監督制度的嚴重背離以及監督者的不作為行為。因此建立完善的監督制約體系，主動發揮監督權作為，也是法院改革需要考慮的一項重中之重。

第一，建立垂直領導的專門監督機構。法院監督機制失靈的最大原因在于監督權受到內部行政權的制約，因此要改變監督對同級行政的依附地位，就必須賦予其較高的地位和權威，使監督者能不受干預而獨立開展工作。同時配套監督考核評價、錯案責任追究、案件質量督查等各項制度，當出現監督機構不履行規定職責時，其行政上級應及時啟動問責程序，確保實現對審判權、行政權的有效監管，遏制司法腐敗。第二，降低案件啟動審查監察的門檻。“走向正義之路關鍵在于有著公正的法律和適用法律的公正。”的確，絕大多數改判、發回、再審、信訪案件都有其合理正當的理由，或缺乏證據，或涉及虛假訴訟，或因當事人自身主觀緣由等，但這些都不應成為不啟動審查監察的理由所在，對于此類每一起案件，監督機構都應啟動相關聽證調查程序，并對原審判組織或法官個人提出處理意見建議，堅決破除法院內部紀檢審監部門的不作為。第三,全程主動介入監督程序。在立案、審判、執行等整個訴訟過程中,任何非法介入包括外部行政機關人員、內部法官領導干部等對干涉審判權的行為都應成為紀檢調查啟動條件，及時對相關涉及人員提出處理意見，最大程度確保法官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第四，健全外部監督體系。重建法官聲譽評價機制，監督機構根據法定程序，每年對法官的操守、業績、品行等評鑒結果通過網絡、報紙等媒體公之于眾，接受舉報監督；推進司法公開，深入審判流程公開、裁判文書公開、執行信息公開及審務公開等機制建設，將審判權與行政權的行使置于公眾、媒體輿論監督下，最大限度保障公平正義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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