懲罰性賠償制度研究(三)

1、健全懲罰性賠償制度體制

懲罰性賠償制度如果獨立成一部部門法顯然不好操作，也不太現實，但我認為如果立法者在修改有關懲罰性賠償制度的法律條文時，將其歸類為一章，只要涉及到懲罰性賠償制度的法律，都專設一章來規定該制度，這樣整個條文顯得更簡潔，大家查閱時也更方便。每一部涉及懲罰性賠償制度的法律都應該在條文中明確規定出它的主體范圍、客體的范圍和賠償金的計算方式。

2、懲罰性賠償制度的構成要件的改革

對于懲罰性賠償制度的主體，立法者應該給出一個清晰的界定。特別是針對社會上那些知假買假的有心人士，能否將其定義為消費者而裁定銷售者賠償，我是不贊成可以索賠的。如果法律保護這些知假買假者，首先是對銷售者的權利進行了侵害；因為一般的消費者購買物品都是生產或使用的需要，都會根據自身需求量購買，而知假買假者夠買物品不是因為生產或使用的需要，而且是不按需求的大肆購買，這樣的一種行為難道法律應該保護嗎？其次是對立法目的進行了歪曲，因為立法目的是保護弱勢的一方受害人，但如果保護知假買假者，似乎銷售者反成了弱勢的一方，這也是立法者權力的一種濫用。

對于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客體范圍，我覺得有應該擴大的必要。懲罰性賠償制度首先應該保護的就是受害人的生命權和健康權。例如一些故意傷害事件和重大過失致人傷害事件就應該規定在懲罰性賠償制度之中。其次是保護受害人的財產權不受惡意侵占�，F行懲罰性賠償制度只在欺詐和違約方面作出了規定，但這樣的規定過于狹窄，應該將脅迫、乘人之危、壓制和輕率、惡劣的行為納入其中。第三是對誠實信用原則的保護。誠實信用原則是民法領域中最重要的原則，無論是消費服務領域還是合同領域都需要誠實信用原則來規范，所以保護誠實信用原則不被不法商人打破也是非常重要的。

對于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內容方面，我認為重在改革對賠償額的規定。現行法律中對賠償額的規定非常絕對化，一般都是兩倍。細細想來，這樣的規定是有問題的。如果加害方財大氣粗，為了謀取暴利甘愿冒險，即使不幸被發現也只是賠償兩倍的賠償額，這點金額對于所賺取的利潤來說簡直是不痛不癢。這樣的一種結果讓懲罰和威懾作用顯得蒼白無力。所以，裁定賠償額應該根據加害人的經濟情況來看，罰輕了起不了作用，罰重了又怕加害人無力承擔。根據國外對賠償性賠償制度的規定，一般領域規定三倍為宜，如果關系到生命和健康則可以規定更高的賠償額。

3、立法者應該重視懲罰性賠償制度的運用

懲罰性賠償制度存在已有200余年，但我國是1993年才開始運用。相較于國外對該制度的廣泛運用，我國明顯表現出一種很謹慎的態度。這可能和立法者的觀念有關，立法者對大陸法系的補償性賠償制度比較青睞，所以缺乏了對懲罰性賠償制度的重視。但懲罰性賠償制度已經成為各個國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也應與國際接軌，立法者也應重視懲罰性賠償制度，將其熟練的運用于各個部門法內。

4、確定懲罰性賠償制度的適用原則

對于一個制度的運用，應該有對應的原則作為指導，不然制度的運用過程中就會出現很多的問題。所以，懲罰性賠償制度也應確立其對應的原則。根據懲罰性賠償制度在我國的運用情況，我認為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原則應有以下兩個：第一是懲罰力度方面的原則。懲罰適度是懲罰性賠償制度最重要的原則，因為懲罰性賠償重在懲罰，如果懲罰過輕則達不到懲治和威懾的作用，如果懲罰過重則怕加害人承受不起，并且也不能讓受害人獲得太多損失以外的利益。第二是初犯與再犯區別對待方面的原則。對于初犯我們可以根據具體情況對待，但對于屢教不改者，我覺得有必要對其進行嚴厲的懲罰，以達到威懾目的。

五、結語

懲罰性賠償制度是一項重要的制度，特別是食品安全方面，更應該擴大使用范圍。近年來，食品安全方面的問題層出不窮，劣質食品也給消費者造成了嚴重的后果。2004 年的"安徽阜陽劣質奶粉案"，其中12 名嬰兒死亡，由于國家對不法商家的懲罰力度不夠大，法律責任較輕，不法經營者的犯罪成本過低，此種把黑爪伸向嗷嗷待哺的嬰兒的不法行為并未得到有效的避免和控制。07 年震驚世界的"三鹿奶粉案"更是使受害嬰兒擴大到了30 萬，雖然國家高度重視受害嬰幼兒積極用行政手段給予彌補和關懷，但是受害嬰兒的損失都難以得到法律上的賠償更何談得到懲罰性賠償。正是由于我國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缺陷，使得同樣的不法行為還有潛在的可能性，因此將懲罰性賠償制度明確細致的規定于產品責任法等其他法律，擴大其適用范圍在現實條件下是非常必要的，唯有如此，才能更有力地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為我國法治社會的建立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完善保駕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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