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研究(七)

·立法技術上日趨成熟，具有普遍指導意義

該司法解釋第二條第2款是保護人格權的核心內容，“違反社會公共利益……和其他人格利益……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受理。”這一條反映了立法技術的成熟，使該解釋第二條第1款提到的其他的人格權利益受到侵害進行救濟，提供了法律依據，例如對一些在立法上沒有規(guī)定但是在理論上認為已經具有具體人格權性質的人格利益，如貞操權，民法中尚無規(guī)定但是屬于私權利，民法權利。還有一些可能上升為人格權的人格利益，比如生活安定權等，這個法條使得對人格利益保護基本完備，如果真有遺漏，那就是法官具體執(zhí)法的問題。

·指導司法實踐，促進社會文明

《民法通則》頒布后，法學理論撥亂反正，一度被視為“人格權利商品化”的精神損害賠償也在立法中得到確認，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對精神損害賠償的范圍標準和數額的確立長期存在理解不一致，適用法律不統(tǒng)一，影響了司法的嚴肅性和權威性。此司法解釋的出臺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上述缺陷，為法院正確使用法律，確保司法公正提供了保障。

以人為本，權利在民，確認侵犯他人人身利益應當承受精神損害賠償責任是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司法解釋的基本指導思想，精神損害的確立以撫慰受害人，教育、懲罰侵權人，引導社會尊重他人人身權利，尊重他人人身的法制意識和良好的社會風氣，促進社會的文明進步。

b）現行的立法司法缺陷

　 ·理論上的錯誤，把一般人格權肢解為人格尊嚴權和其他人格權

實際上，司法解釋中提出的人格尊嚴權和其他人格利益是一個問題，即一般人格權，這樣，將人格尊嚴權和其他人格權分開規(guī)定必然導致實踐中出現問題，必然會將人格尊嚴去那解釋為具體人格權的現象，這是違背民法理論的，將人格尊嚴權這一人格權中最核心的部分變成具體人格權，而把其他人格權獨立起來作為一般人格權是不正確的。

·主體權利上的限制

《民法通則》及《精神損害賠償司法解釋》對權利主體的限制性與民事訴訟法的規(guī)定是不一致的，很難適應新形勢下對廣大權利主體實行同等保護的需要，《精神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五條規(guī)定：法人和其他組織以人格權遭受侵害為由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損害賠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根據這一規(guī)定，有權提出精神損害賠償請求的僅限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人格利益受到損害不受保護，而在民事訴訟法中，在程序上規(guī)定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人身權，可見實體法和程序法的規(guī)定不一致，不利于實踐操作。

·適用財產責任方式上的限制

《民法通則》及其司法解釋都在立法技術上將非財產責任放在前面，把財產責任排在后面，且用“可以要求”相連，立法用意顯而易見，是前重后輕，既要求適用責任方式時，首先是使用非財產責任方式，財產責任只是一種輔助性的，次要的。通說認為：只有在侵權情節(jié)嚴重，受害人遭受較大的精神損害和經濟損失時，才適用財產責任方式，可見，現行精神損害行為法采用的是限制財產方式的適用，立法者沒有把精神損害賠償真正提到應有的高度，因而在實踐中受害人無法獲得滿意的效果，賠禮道歉等幾種非財產責任方式雖然具有懲罰性質，但常常是輕描淡寫即使給與少數的賠償，但并不能起到懲戒行為人，撫慰受害人的作用，更起不到社會預防，警告后者的作用。

·附帶訴訟中的程序上的限制

我國的刑事訴訟法將刑事附帶民事訴訟限制在物質賠償范圍，從而排除精神損害賠償。《民法通則》及有關司法解釋確立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后，《刑事訴訟法》未作修改，也沒有相關的司法解釋，精神損害賠償仍然不能作為附帶之訴，這使得民事訴訟程序和刑事訴訟中有關附帶民事訴訟程序發(fā)生矛盾，形成了兩個部門法的沖突，這種割裂刑事訴訟和附帶精神損害訴訟的做法，增加了當事人的訟累，加重了人民法院的工作量，有悖于“經濟”、“有效”的審判原則。

3、我國的精神損害賠償立法司法完善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