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國現行增值稅改革若干問題的思考(一)

一、關于增值稅類型轉換問題

（一）增值稅類型比較

（二）我國現行生產型增值稅存在的問題及其影響

（三）現行生產型增值稅轉型的具體設想

二、關于擴大增值稅征收范圍問題

（一）現行增值稅的征收范圍存在的問題

（二）完善措施

三、關于增值稅“高征抵扣”與“低征高扣”的問題

（一）現行增值稅“高征低扣”與“低征高扣”問題的主要表現形式及成因

（二）完善辦法和措施

四、關于增值稅異常申報問題

（一）增值稅異常申報的表現形式及成因

（二）對策和措施

內 容 摘 要

1994年實行的新的增值稅稅制是我國增值稅實踐過程中改革力度最大的一次嘗試，使我國的增值稅稅制朝著規范化方向邁進了一大步，方向是正確的，成績是巨大的。然而，經過幾年的運行，現行增值稅的不足之處也日益顯露，已經無法適應當前的經濟發展形勢，尤其是隨著我國加入WTO，對現行稅制進行改革已成必然。擬結合自身工作體會，對我國現行增值稅稅制的進一步改革，作一理性思考。

對我國現行增值稅改革若干問題的思考

1994年實行的新的增值稅稅制是我國增值稅實踐過程中改革力度最大的一次嘗試，使我國的增值稅稅制朝著規范化方向邁進了一大步，方向是正確的，成績是巨大的。然而，經過幾年的運行，現行增值稅的不足之處也日益顯露，已經無法適應當前的經濟發展形勢，尤其是隨著我國加入WTO，對現行稅制進行改革已成必然。本文擬結合自身工作體會，對我國現行增值稅稅制的進一步改革，作一理性思考。

關于增值稅轉型問題

（一）增值稅類型比較

增值稅分為三種類型：生產型增值稅、收入型增值稅、消費型增值稅。它們的根本區別在于固定資產所含稅金的扣除政策不同。生產型增值稅，在計算增值額時，不允許將購進的固定資產所含的進項稅額進行抵扣，而以納稅人的銷售收入減去其耗用的外購商品和勞務的余額作為計稅依據；收入型增值稅，在計算增值額時，允許將購進的固定資產所含的進項稅額，按當期計提的折舊額所占比例分次扣除，即納稅人的銷售收入減去其耗用的外購商品和勞務、固定資產折舊之后的余額作為計稅依據；消費型增值稅，在計算增值額時，允許將購置的所有投入物包括固定資產的已納稅額一次性全部扣除，即以一定納稅期間內納稅人的商品銷售收入減去其耗用的外購商品和勞務的金額，再減去當期外購固定資產的余額作為計稅依據。

1994年，鑒于當時通貨膨脹、投資過熱的經濟背景和考慮財政壓力等因素，我國選擇實行了生產型增值稅。目的在于保證財政收入，增強中央的宏觀調控能力，消除投資惡性膨脹，抑制非理性投資，是適應我國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經濟發展現狀的，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我國宏觀經濟發生了變化，通貨緊縮、市場需求不足，啟動投資、擴大需求已成為當務之急。雖然我國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通過增發國債、進行政府投資以期刺激民間投資，然而收效不大。要治理需求不足、通貨緊縮，僅靠上述兩項政策，而沒有積極的稅收政策配合，是明顯不足的。現行的生產型增值稅暴露出的許多問題表明，改革現行增值稅稅制是促進我國經濟發展的迫切要求。

（二）我國現行生產型增值稅存在的問題及其影響

1、重復征稅問題未能徹底解決。生產型增值稅對納稅人外購資本性貨物所含進項稅額不予抵扣，這部分稅款便資本化為固定資產價值的一部分，并最終以折舊形式轉移到新創造的貨物價值中去，成為該貨物銷項稅額的一個組成部分，形成重復征稅。企業的資本有機構成愈高，重復征稅程序愈深。

2、道道扣稅鏈條還不完整。我國現行生產型增值稅僅允許抵扣納稅人購進生產經營性貨物或應稅勞務所支付的增值稅款，對購進資本性貨物（包括固定資產和先進技術）所含增值稅款卻不予扣除，造成上一環節已征稅款在下一環節得不到足額抵扣，致使增值稅的稅款抵扣鏈條部分中斷，納稅人的相互監督制約作用也受到了明顯削弱。

3、部分扣稅項目難以準確劃分。生產型增值稅對外購低值易耗品和固定資產給予不同的稅款抵扣待遇，這樣，在實際操作中經常出現如何正確區分兩類資產的問題。由于現行財務制度中對未能同時達到兩個標準（即單位價值在2000元以上，使用年限在1年以上）的資產是否于固定資產沒有作出明確確定，稅企雙方在此問題上產生分歧，既不利于稅務機關依法征收、強化管理，也給不法分子偷逃增值稅以可乘可機。

4、造成不同行業、不同地區間的稅負不公。生產型增值稅由于對不同資產給予不同的稅款抵扣待遇，使得增值稅稅負在各行業間分布極為不均。實踐證明，一些資本密集和外購固定資產比重較大的行業，因其增值稅稅款得不到完全扣除，稅負明顯高于其他行業。行業間稅負不均，最終造成地區間增值稅負擔水平的失衡，部分以能源開采等基礎產業為主導的地區，其整體稅負往往高于加工業相對發達的地區，從而拉大了地區間經濟發展的差距。

5、阻礙投資向高科技領域的流動。在生產型增值稅下，開發費用和固定資產均不能抵扣，致使高新技術企業既要承擔投資失敗的風險又要多繳稅款，無形中使得投資者更愿意將資金轉向成本少、稅負低、回收期短的項目，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投資者向高新技術產業進行投資的積極性，客觀上不利于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其結果必然加劇我國產業結構的進一步失衡。

6、限制企業組織結構的優化組合。社會化大生產需要社會的分工與協作，且經濟愈發達，生產的專業化分工愈細，對社會化協作的要求也就愈高。由于生產型增值稅未能徹底消除對外購資本性貨物的重復征稅因素，實踐中將會出現企業因縱向聯合深度不同而稅負各異的情況。一些“大而全”、縱向聯合深的企業，由于生產的“一條龍”特點突出，生產所需的設備往往可由內部各成員單位協作制造、相互提供，而無需外購。這樣，其產品中所含資本性貨物價值少，稅負輕，市場競爭力強。而專業化協作生產企業由于購進設備所含進項稅款得不到抵扣，其產品中所含資本性貨物價值量大，稅負相對較重，市場競爭能力較弱。這在一定程度上對企業組織結構的優化組合產生了非中性的影響，容易促使企業為單純追求低稅負而走上“大而全”、“小而全”的道路，客觀上不利于生產的細化分工，阻礙了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

7、制約我國進出口貿易的發展。扣稅不徹底，造成我國出口產品不能完全以不含稅價格進入國際市場，削弱了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同樣，國內生產的產品未能獲得徹底扣稅，在與國外得到徹底扣稅的同類進口產品競爭時，也處于不利地位。

（三）現行生產型增值稅轉型的具體設想

由于生產型增值稅存在上述弊端，已不能適應新形勢下我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要求，將增值稅轉型問題列入國家重要的決策議程十分必要。當前我國實施增值稅轉型的條件已經具備。其一，隨著稅收法制建設的不斷完善、稅法宣傳和稅收執法力度的不斷加大，現階段我國稅收法治環境已經大為改善，全社會知法、守法、學法、護法的良好氛圍基本形成，公民的依法納稅意識也隨之不斷增強，為進一步完善稅收制度、實施增值稅轉型奠定了堅實的社會基礎。其二，自1994年稅制改革以來，我國稅收收入連年大幅度增長，稅收總收入已由1994年的5033億元增至2000年的12660億元，國家財力充裕，政府承受增值稅轉型的能力也大為增強。

目前，增值稅轉型的最大顧慮是財政承受能力。實行消費型增值稅必然導致近期稅收收入的大幅度減少，進而影響各項社會經濟改革的順利推行，必須妥善處理好收入替換，以及由此引發的轉型時機和轉型方案等相關問題。筆者認為，增值稅轉型，應在維持財政相對穩定、避免稅負過大波動的前提下，采取分類分步、穩妥漸進的辦法推進，并輔之以必要的配套措施，以保證增值稅制的平穩過渡。具體設想如下：

1、在固定資產扣除時限上，只對企業當年新增部分固定資產給于全部抵扣。對于固定資產存量部分，因其數量大、含稅多，故仍然不予扣除；在對增量固定資產進行扣除時，要嚴格區分固定資產的使用情況，只允許抵扣與生產經營緊密相關的固定資產（如機器、設備、器具、工具等），與生產經營不相關的固定資產包括房屋和非生產性固定資產等一律不許抵扣。這樣可以進一步縮小固定資產抵扣范圍，減輕財政壓力。

2、在實行增值稅轉型時，可以考慮將消費型增值稅作為一項具體的產業政策加以利用。選擇部分國家需要鼓勵發展的產業以及目前固定資產重復征稅較為嚴重的行業和電力、能源等基礎性產業作為試點，通過向這些產業進行政策傾斜，來推動基礎產業的發展，促進資本有機構成高的國有大中型企業更新技術、改造設備。在取得經驗的基礎上，再按照制造業、加工業、商業的順序，依次推開。

3、適當提高增值稅稅率。據估算，我國現行生產型增值稅17%的稅負大致相當于消費型增值稅23%的稅負，且國際上大多數實施增值稅的國家其標準稅率一般都在18%-25%之間。為便于與國際慣例接軌，維持國際間增值稅稅負的相對均衡，建議在實行消費型增值稅時，適當將稅率上調1-2個百分點，以此來平衡增值稅轉型對稅收收入的沖擊，保持稅負的基本穩定。另外，還可以通過開征新稅種，如開征遺產稅、社會保障稅等，為增值稅轉型提供財力支持。

4、在部分地區試點，繼而在全國范圍內逐步推開。2004年7月1日，為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發展，東北地區已實行了消費性增值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