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西部大開發中的稅收政策支持(一)

一、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與稅收政策分析

（一）稅收與經濟發展的適應性分析

（二）稅收與經濟發展的結構分析

二、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差距的主要表現

（一）經濟總量差距不斷拉大

（二）經濟增長速度的差距不斷拉大

（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差距不斷拉大

（四）鄉鎮企業發展水平的差距急劇擴大化

（五）人均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化

（六）產業結構存在明顯差距

（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的差距

（八）對外開放的范圍和水平有差距

（九）社會綜合發展水平存在差距

三、阻礙我國西部發展的稅制因素

四、國外發達國家運用稅收優惠政策促進落后地區的作法

五、西部大開發的稅收政策導向

要有利于西部地區的資源開發和保護

要有利于西部地區的對外開放和對內開放

要有利于發展三線企業優勢

要增加對貧困地區的扶貧力度

六、促進我國西部大開發的稅收政策建議

賦予西部地區地方政府一定的稅收立法權

對西部實行適度的輕稅政策

在西部地區加快增值稅的轉型試點工作

制定加速折舊政策

加快地方稅制改革步伐，開征有增收潛力的新稅種，改革完善地方小稅種，取消收入意義不大的稅種

內 容 摘 要

我國東、西部區域經濟發展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是我國抓住歷史機遇和迎接新世紀挑戰而做出的帶有全局性的重大戰略政策，也是自實施沿海地區優先發展以來，在區域經濟發展布局上做出的又一重大戰略調整。由于歷史和地理等原因，不平衡，世界各國也普遍存在類似情況。一些發達國家在開發西部時積累的先進經驗值得我們借鑒。

 實施西部大開發需要財政、稅收、金融、科技、教育、對外開放、生態環境等多方面配合。稅收具有其他經濟手段不可替代的組織收入、調控經濟、監督管理職能。雖然我們不能過高的估計稅收的作用，但稅收畢竟在我國開發東部沿海的經濟過程中具有不可抹滅的功績，我們相信稅收一定能夠在西部大開發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論西部大開發中的稅收政策支持

 我國是一個生產力較為落后的發展中國家，保證地區經濟的平衡發展，不僅是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一個根本出發點和歸宿，也是稅收政策追求的目標。我國多年來運用稅收政策促進區域發展的實踐表明，稅收政策既是促進東部地區經濟發展的動力，也是拉大東西部地區之間經濟差距的原因。實施西部大開發是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必然選擇，通過西部大開發可以加快西部地區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建設，增加居民收入，提高社會購買能力，不僅有利于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而且有利于促進全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

一、我國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與稅收政策分析

西部經濟發展與稅收政策密切相關，其相關表現在鼓勵性、扶持性的稅收政策可促進資金流入，而鼓勵的程度不同，則資金的流入量也不一樣。稅收政策及制度是政府調控經濟的一種行之有效的手段，調整和規范現行稅收政策，對推動西部經濟跨越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稅收與經濟發展適應性分析

1.稅收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1997—2001年，西部各省、市、自治區（除西藏外）的稅收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呈上升趨勢，年均占10.46%，正在逐步縮小與全國平均水平的差距。雖然西部地區有增加值較高并相對集中的煙、酒等行業，但這些行業所產生的稅收在整個西部地區總體收入中占的比重較小，還不足以對這一地區客觀稅負在全國所處水平產生決定性影響。而有發展后勁的高新技術企業數量和規模明顯不足，發展資金的嚴重缺乏使科研成果轉化速度放慢，影響整體經濟的進一步快速發展。整體上講，我國西部地區稅收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較全國平均水平仍偏低，但總趨勢呈攀升方向且攀升速度有加快趨勢。我認為有三個方面的原因支持上升態勢：一是國家提出“西部大開發”的戰略思路后，對西部地區的投資明顯增加，部分投資已初顯效益；二是稅務機關進一步加強征管，采取各種措施促進稅收增長，特別是金稅工程的上馬運轉，進一步強化了稅務機關對一般納稅人的監管，有效提升了稅收征管手段的科技含量，納稅人偷逃稅得到有效節制；三是國家在1998年調整營業稅稅率及石油價格上升等因素使稅收總規模增加。

2.稅收收入相對于GDP的增長彈性系數。近5年來，西部各地區經濟總體保持穩定增長，但稅收增長較經濟增長過快，二者之間的增長系數較為異常。稅收相對于經濟的2.14增長彈性系數表明，稅收明顯超前于經濟增長，特別是“兩稅”以外的其他稅種平均增長速度遠高于經濟增長速度，這一方面反映了稅務系統在加強兩稅以外的各稅種的征收管理上取得了明顯效益，但另一方面也客觀上反映地方政府旺盛的財政需求對稅收增長的刺激作用，尤其體現在地方稅收的高速增長上。

（二）稅收與經濟發展的結構分析

1.關于產業結構。西部12省、市、自治區地廣人稀，土地沙漠化嚴重，惡劣的自然環境不適合農作物的生長，但幾乎包括了我國所有畜牧業發達的省份，第一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DE 23.74%高于全國的平均水平。西部地區第二產業中的早期軍工企業較多，現在絕大多數企業已不能適應社會的發展形勢，只有其中一少部分有技術和人才優勢的企業逐步發展成為較有活力的股份制企業。第二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41.22%，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近9個百分點。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外出旅游已成為了一種時尚。西部地區獨有的地方特色吸引著越來越多的游客，旅游服務業有了長足的發展，并拉動第三產業的增長。第三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逐年上升，到2001年達到37.85%，已迅速接近第二產業。

2.關于所有制結構。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在西部各省的經濟中占有絕對份額，但幾年來，這兩種經濟性質企業在經濟和稅收中的地位逐步下降，占總稅收收入的比重從1997年的82.43%，下降到2001年的54.69%，5年間下降了27.74個白分點。國家對國有、集體企業的股份制改造和企業的自身發展需求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上的體現，使幾年的股份制企業數量和總體經濟實力都有了長足發展，實現稅收年均增幅達到了82.57%，成為經濟和稅收增長最快的經濟類型，占總收入規模中的比重由1997年的4.32%，迅速上升到2001年的27.02%，成為繼國有經濟后的第二大經濟體，也是拉動國家經濟和稅收增長的主要力量。在國家有關政策的激勵下，私營經濟和包括個體經濟在內的其他經濟也得到了較快發展，年均增長23.18%，5年內在稅收總規模的比重中上升了3.1個百分點。

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差距的主要表現

 西部地區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西部曾居于中國經濟發展的先進地位，曾經是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為中華民族的崛起，創造過無數的輝煌。自唐朝以后，由于諸多復雜原因，在漫長的歷史歲月里，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逐漸向東向南轉移，西部除少數條件好的平原、盆地發展較快外，在總體上滯后于全國，特別是東部沿海地區和大江大河下游地區的發展。新中國成立以后，黨和政府大大加強了對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工作和扶持力度。1949年至1978年，西部的國民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了7.25%，略高于東部和中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東部沿海地區經濟增長速度加快，“八五”期間更是超常高速發展，年均增長率高達17%。這一時期，西部發展速度雖有提高，卻大大慢于東部的發展速度，也低于全國的平均發展速度。因此，西部與東部的差距又進一步拉大了，具體表現為： 

（一）經濟總量差距不斷拉大。西部GDP占全國比重不斷下降.1978年,東、中、西部國民生產總值占全國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分別是52.5%、29.7%和17.8%。此后，西部占全國的比重逐年下降，1980年17.53%，1986年16.2%，1991年15.3%，1994年14.05%，到1998年西部GDP占全國比重已下降13.96%。1998年西部GDP占全國比重為：

全國合計

GDP（億元）

東部

中部

西部

合計(占全國%)

合計(占全國%)

合計(占全國%)

82780.61

48144.90(58.12%)

23113.66(27.92%)

11552.05(13.96%)

原始資料來自<<中國統計年鑒>>

(二)經濟增長速度的差距不斷擴大.從新中國成立至1978年的三十年間,我國東中西部國民生產總值以現價計算,平均增長速度之比為6.81:6.78:7.25,西部地區高于東部地區0.44個百分點.進入80年代以后,東部地區GDP的增長速度進一步加快,1990年至1998年的8年間全國GDP平均增長11%，西部平均增長10%，東部和中部的平均增長14%和11%，東中部地區經濟發展速度的差距進一步擴大。

（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差距不斷拉大。1978年中東西部三大地區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分別為488.3元、336元和274.3元，東部地區是西部地區的1.78倍。到了1995年，東部地區是西部地區的2.45倍，1998年已經增大到2.56倍。

（四）鄉鎮企業發展水平的差距急劇擴大。鄉鎮企業增長是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條件。分析全國鄉鎮企業發展的規模和質量，東中西部都有很大的差距。從鄉鎮企業的發展速度上看，在1990年至1995年六年間，東部地區是西部地區的3倍；從鄉鎮企業的產值看，1995年鄉鎮企業的總產值5.3萬元，東中西部所占比重分別為75.6：17.5：6.9，東部地區是西部地區的近11倍；1997年全國鄉鎮企業產值增加值凈增量2225億元中，東部占48.1%，中部占35%，西部只占16.9%；從鄉鎮企業就業人數看，1995年全國是1.28億人，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28%，東部地區在鄉鎮企業就業的勞動力占農村總勞動力的75%，中部地區占20.1%，西部地區僅占8.3%，說明在西部地區，大量勞動力仍滯留在農業生產上。

（五）人均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在區域經濟發展差距大的同時，地區之間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的差距也隨之不斷擴大。1980年，全國農民人均收入為191.33元，東中西部地區所占比重分別為1.39：1.11：1，1995年全國農民人均收入為1578元，東中西部地區所占比重分別為2.30：1.30：1。1998年西部農民人均純收入平均水平相當于東部的31.9%，相當于中部地區的65.2%，同年西部農民收入最高的四川省，人均收入1789元，東部農民收入最高的是上海市，人均收入為5406.87元，兩者相差2倍之多。目前，按人均收入500元以下者50%以上都是分布在西部地區，這說明全國最貧困人口的絕大部分集中在西部。

（六）產業結構存在明顯差距。從產業結構角度考察，西部地區的產業結構層次較低。全國來看，第一產業是西高東低，第二、三產業是東高西低。西部地區第一產業占GDP的比重都不同程度地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和東部地區省份，說明西部地區是全國主要的農業經濟區域，農業是經濟效益偏低的產業。第二產業是國民經濟發展的物質技術基礎，可以決定一個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方向，西部地區第二產業占GDP的比重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說明西部地區工業化基礎比較薄弱，與全國及東部地區存在較大差距。

1998年東、中、西部地區按三次產業的從業人員

地區

從業人員總數

第一產業

第二產業

第三產業

全國合計

62360.2

33232.3 

12649.1

 16477.6

東部

占全國比重%

26016.7

41.7

11852.5

35.7

6718.9

53.1

7444.8

45.2

中部

占全國比重%

21682.9

34.8

12006.1

36.1

3969.0

31.4

5709.2

34.6

西部

占全國比重%

14660.6

23.5

9373.7

28.1

1963.2

15.5

3323.6

20.2

原始資料來自<<中國統計年鑒>>

(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的差距。從一定意義上講，投資規模是決定經濟增長速度的重要因素。80年代以前，國家對西部的投資額略高于東部地區，曾一度使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差距逐步縮小。從1981年開始，西部地區的投資份額一直呈下降趨勢，1980年至1995年間，固定資產投資占全國的比重從17.49%下降到14.27%，下降了3.22個百分點；與此同時東部地區則從45.91%上升到54.27%，增長了8.36個百分點；東部地區是西部地區的3.8倍。西部投資低于東部，預示著經濟發展差距將進一步擴大。

（八）對外開放的范圍和水平有差距。東部沿海地區作為我國對外開放的前沿地區，自80年代以來，已先于中、西部形成了對外開放的格局，深圳、珠海、汕頭及廈門4個經濟特區和14個沿海港口城市已初具規模，在引進技術、資金和人才方面處于優勢地位。1985年至1995年，我國各地區實際利用外資總額為1499.5億美元，其中東部沿海地區實際利用外資達1309.56億美元，占全國的87.3%。西部地區只有62.88億美元，只占4.2%。1998年東部地區實際利用外資394.9億美元，占87.21%。西部地區只有13.74億美元，新疆占0.16%，青海占0.01%，甘肅占0.06%，貴州占0.17%，云南最多也僅占全國的0.21%。顯然，對外開放的差距和引進外資的不足，又進一步制約了西部經濟的增長。

（九）社會綜合發展水平存在差距。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指標>>課題組提供的信息，1998年統計46個有代表性的主要社會經濟指標計算的綜合得分，全國社會綜合發展水平居前10位的是上海、北京、天津、廣東、遼寧、江蘇、浙江、福建、黑龍江和山東，上海得分最高，為80分；西部10省市大多排在20位之后，四川、甘肅、云南、青海、西藏、貴州等省區均排在最后。

三、阻礙我國西部發展的稅制因素

 以上所述西部地區的落后有多種原因，就稅收而言，包括整體稅制設計的因素和各個單行稅種方面的因素。

（一）從整體稅制設計的因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