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竇娥冤》第四折是蛇足嗎(一)

《竇娥冤》第四折是蛇足嗎
 
 本文從主題、人物、結構三個方面分析關漢卿安排竇娥冤第四折的原因，文章認為這樣安排使主題更深化，人物形象更豐滿，結構更完整，從而突出了關漢卿的創作風格。
   《竇娥冤》第一折、第二折作者通過揭示眾多人物戲劇性的矛盾，描繪了元代社會的幾個側面，從荒地的謀財害命到生藥店里的秘密交易，從一個畸型家庭中的陰謀到太守的判決，有力地反映出受迫害的人民群眾與封建的支柱和幫兇——官史、惡棍之間尖銳的矛盾，并向觀眾發出強烈的呼聲，正是封建官府、黑暗社會把一個與世無爭的無辜的婦女推向斷頭臺，從而激起人民對官府的憤恨。接著關漢卿在第三折不僅使竇娥的反抗精神支配天地，而且提升到感天動地的高度，為此他根據古代傳說運用積極浪漫主義手法，集中地表現竇娥的悲憤和反抗所產生的超越自然的力量：臨刑前她發出三樁誓愿：血染白練、六月飛雪、三年不雨。她死之后，“三愿”陸續得到應驗。這不公烘托出竇娥的反抗性格，也鮮明地反映人民群眾仇恨黑暗的統治，變革現實的時代精神，劇戲發展到此，許多人認為《竇娥冤》已經完整，于是有第四折是蛇足之說。那么《竇娥冤》第四折是蛇足嗎？
   《竇娥冤》第四折，由竇娥的鬼魂出現向父親肅政廉訪史竇天章申訴冤情，使她的冤屈得到昭雪，貪官和惡徒受到懲罰。用現在的戲劇眼光來看，既然三樁誓愿都已應驗，竇娥那種至死還要抗爭的性格光輝便足以炫耀百代。當悲風為竇娥回旋，大雪為其紛飛時，觀眾或飽含熱淚或緊握拳頭，這時悲劇便達到高潮，戲劇目的也就達到了。這樣，第四折戲似乎沒有多大存在的必要了，但是，關漢卿卻安排了第四折戲。是由于雜劇體制嚴格限制要求第四折一楔子而敷衍湊數的嗎？不是，元人雜劇中，紀君祥的《趙氏孤兒》有五折，己佚的張時起的《秋千記》有六折，王實甫的《西廂記》雜劇為五本二十一折，吳昌齡的《西游記》雜劇為六本二十四折，而且關漢卿本人也有《五侯宴》的劇本五折。以上例子足以證明元雜劇四折一楔子的形式并不是不可以打破的。那么，關漢卿安排《竇娥冤》第四折戲的意義何在呢？
 首先我們從結構上來分析作者這樣安排的原因。
 第一，《竇娥冤》第四折是第三折浪漫主義氣氛的自然延展。
 劇本在第三折的高潮處己成功地運用了浪漫主義的手法，如果在第三折以后，沒有一折戲來作為結尾，這種浪漫主義的色彩就多少有點失去光澤，第三折那種強烈的浪漫主義戲劇高潮也就失去映照，孤伶伶地站不穩。因此，戲劇最后安排第四折戲由“魂旦”作為主角上場結束全劇，如神龍現尾，把第三折的浪漫主義氣氛作了延展。關漢卿是現實偉大的戲劇家，他不能讓竇娥帶著沉重的枷鎖悄無聲息地死在桃杌太守的屠刀之下，他依據自己對元代社會的深刻認識，獨具匠心地安排了法場這一折戲，噴發出對封建統治者的滿腔怒火，對壓迫者的滿腔同情，從而把全劇推向感天動地的高潮，，為此作者非常成功地運用浪漫主義手法。如果留意的話解放后無論地方戲曲還是歌劇，在改編此戲時對第四折都一仍其舊，就知道雜劇《竇娥冤》的這一結尾，幾乎是必然的。
 第二，《竇娥冤》第四折戲的安排解開了竇天章這一人物的懸念。
 關漢卿安排第四折戲是經過精心構思的，可以說他寫楔子時己考慮到結局的處理了。在楔子中作者簡單地介紹了竇秀才的籍貫、身份、家庭情況以及留下端云的原由等，便上朝應舉去了。俗話說“將相出寒門”，正由于條件艱苦，才可能一舉中第，為后面以肅政廉訪使的身份出現作準備。在第一、二、三折都未提到竇天章的蹤跡，只在楔子中提到，作者留下這條伏線為他在第四折戲的重新出場作準備。在第四折，竇天章以肅政廉訪使的身份出現，“自離了我那端云孩兒，可蚤十六年光景”一句，就和楔子聯系起來了，讓觀眾明白這竇天章的來由，也為竇娥昭雪作準備，所以關漢卿安排第四折戲是一種非常巧妙的前后照應。
第三、我國傳統戲曲大量的悲劇恰恰是以喜劇方式告終，即所謂“大團圓”的結局，而《竇娥冤》描寫了竇娥悲慘的一生，是典型的中國悲劇
 我國悲劇往往在大悲之后，還有一點安慰性的小喜。所以我國悲劇的情感結構形式，大致可以這樣表示：
 喜——悲——大悲——小喜
 王國維在《宋元戲曲史》中認為，關漢卿的《感天動地竇娥冤》雜劇，“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劇中，亦無愧色也。”第一次高度評價了這一悲劇在我國戲劇史和世界戲劇史上的光輝地位。呂天成《曲品》：“元有《竇娥冤》劇最苦。”苦，是悲劇的永久回味。而按西方的傳統，主人公的悲劇性結局是決定悲劇類型的主要標志，于是就認為中國無真正的悲劇可言。我認為戲曲悲劇的性質通常取決于戲的高潮性質，而不是像西方悲劇那樣取決于結局�！陡]娥冤》它集人生種種不幸于竇娥一身，賺得古往今來多少人的眼淚。展現在觀眾面前的竇娥，可以說是災禍源源不斷，接踵而至，劇中充滿了強烈的悲劇氣氛和情緒。特別是在高潮部分第三折中這種悲劇氣氛更突出，竇娥痛罵天地鬼神，那種奔瀉的感情激流，無疑是一曲用血淚譜寫的憤怒悲歌，而竇娥的沉冤終得昭雪是靠竇娥的鬼魂來到做了官的父親竇天章案前訴冤，終于懲治了那幫壞蛋，惡人一一被發落，這也是悲劇的升華。
 雖然惡者受到了懲處，但善者的生命卻己無可挽回。所以無論團圓、勝利或懲惡，并不能改變整個戲的悲劇實質或悲劇的既成事實；而悲劇的喜劇結局帶來的快感更是觀眾道德情感和審美心理上的滿足及慰藉。因而這種快感并不會強于全劇的悲劇性痛感；同時，在悲劇里，主人公往往是作出極大的犧牲或痛苦或死亡才換得這種結果。所以，這使悲劇的喜劇結局本身就具有哲理、崇高和嚴肅的成份。
第四，《竇娥冤》第四折是表現劇作家對悲劇人物、悲劇事件的主觀態度和主觀評價的特殊形式，它表達了劇作家的理想和愿望
 這一點從作者關漢卿生活的時代背景便可以看出來。關漢卿生活于金末元初，元朝是蒙古人入主中原之時，蒙古人對廣大人民實行殘酷的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一向依附和效命于封建統治階級以尋求出路的知識分子，其地位也急劇下降，和漢人、南人一樣，淪為元蒙統治者的奴隸。元蒙統治者又推行毀滅文化的政策，視知識分子為贅疣，他們不僅在元初的八十年中廢止了科舉，繼絕了知識分子的出仕之路，而且大搞愚民政策，打擊壓制讀書人。
 在此重壓之下，廣大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迫切需要一種宣泄憤懣不平的渠道，迫切需要得到精神上的解脫和安慰。于是，知識分子只好“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聲歌之末，以舒其怫郁感慨之懷，蓋所謂不得其平而鳴焉者也�！卑巡荒苡糜诳婆e的精力，轉而用于戲曲創作中去。而戲曲這種通俗的文藝形式也正適宜于指桑罵槐，借他人酒杯澆自家塊壘。于是許多知識分子進入勾欄瓦舍，成為書會才人。關漢卿就是玉京書會里的領袖人物。
 他身處下層，時刻關注現實民生，小民們的苦難，權豪勢要的罪惡，吏治的腐敗，無不牽動著他的心。正因為他懷抱輔國安民的熱望卻苦于不能實現，才把懲惡揚善的理想和對人民深深的愛凝聚在他塑造的諸多戲劇人物形象身上�！陡]娥冤》第四折戲中安排竇天章這樣一個清官來為竇娥平反冤獄，寄托了作者期待恢復科舉考試制度，通過科舉考試成為清官，實行清明政治的政治理想。關漢卿安排竇天章以女兒抵債的巨大犧牲去參加科舉考試，可以看出他在肯定科考。因為正是走科舉考試之路，竇天章這一介寒儒才成為皇帝重用的肅政廉訪使，又正是這個重要職務，竇天章才有可能為竇娥平反昭雪。在作品里關漢卿借竇娥的鬼魂之口，對竇天章表達愿望�！皬慕窈蟀呀鹋苿輨�從頭擺，將濫官污吏都殺壞，與天子分憂，萬民除害�！比珓∽钅﹥删洹敖袢諅�將文卷重行改正方顯的王家法不使民冤”，這實際上是關漢卿對經由科舉考試產生的清官寄予的愿望。
第五，《竇娥冤》第四折戲中所謂的“清官”形象實際上從另外一個角度道出了吏治腐敗，突出了元朝社會的黑暗
 關漢卿身處社會底層，這使他飽經風霜，諳于世故，特別是在與倡優人物結合過程中，被壓迫者的是非、愛憎、勇敢、智慧，都給他以深刻的教育和陶冶，因而錘練出一副關氏所獨具的桀驁不馴而天然機趣的剛柔相濟的戰斗風格。所以，關漢卿被同時代人稱為“生而倜儻，博學能文，滑稽多智，蘊藉風流，為一時之冠”。對此，他在套曲[南呂一枝花]《不伏老》中淋漓盡致地表現了他離經叛道、憤世嫉俗的人生態度。

首頁 上一頁 1 2 下一頁 尾頁 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