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嫉富”和“羨富”的矛盾心態(二)

本論文在中文系文學論文欄目，由論文格式網整理,轉載請注明來源www.donglienglish.cn,更多論文,請點論文格式范文查看
白居易對富貴的矛盾態度，在許多方面影響了諷喻詩的表現力和感染力，也側面反映了盛唐之后地主階級的衰落和自信心的下降。盡管孔夫子強調他所視如浮云的是“不義”的“富且貴”，但中唐有兼濟胸懷的文人大都推而廣之，風言富貴皆浮云，表現出他們的傲岸之氣和自負之態。杜甫《丹青行》就代曹將軍霸直言：“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于我如浮云。”富與貴，在地主階級上升的階段的盛唐時代，遠不是詩人們的關注點，在他們的詩里，充滿著視金錢如糞土的大度和國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崇高追求，如：
“志合豈兄弟，道行無貧賤。”﹙張九齡《敘懷》﹚
“如今五侯不待客，羨君不入五侯門。如今七貴方自尊，羨君不到七貴門。丈夫會應有知己，世上悠悠安足論！”﹙張謂《贈喬林》﹚
“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李白《將進酒》﹚
“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李白《夢游天姥吟留別》﹚
盛唐詩人鄙視當權者，鄙視功名富貴幾乎到了不可一世的地步，他們在發揮才能，輔佐大業的理想和個人身家富貴的衡量中，總是把后者置于極其次要的甚至羞于啟齒的地位，白居易諷喻詩所缺少的正是這種兀傲不凡的青春活力，你看他寫的悲憫寒士的諷喻詩，如《讀張籍古樂府》、《贈樊著作》、《傷唐衢》、《孔戡》、《薛中丞》等，著重悲嘆的并不是他們治國濟世理想的難以實現，而是逐一抱怨他們所獲官職太小、家業太窮、名聲太弱，如張籍問社會：“如何欲五十，官小身貧賤？病眼西街往，無人行到門！”﹙《讀張籍古樂府》﹚又替唐衢鳴不平：“五十著青衫，試官無祿食。”﹙《傷唐衢》﹚總之一句話，個人富貴與否在白居易的人生理想中已占有相當分量，李白的“天生我才必有用”到白居易的心中已變成了“天生我才須富貴”，白居易的諷喻詩因此缺乏心底無私天地寬的高昂氣度，說服力、感染力下降了。
對富貴的矛盾心態也削弱了白居易斥責權貴、抨擊富人的“嫉富”詩的戰斗力。這些詩揭示了貧困和富有兩個極端，但只停止于現象的披露，缺乏更深刻的思考。如《歌舞》一篇，前面所渲染的豪奢無度的“退朝者”和結尾的“ 鄉獄”囚，固然是觸目驚心的對比，但前后兩者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作者也沒有思考這種社會現象的背后深刻的社會原因，似乎只是對此無可奈何的憤慨。白居易在他的憫農詩，如《觀刈麥》、《村居苦寒》、《月夜登閣避暑》、《納粟》里，一再表明他非常同情農民的困境，卻只能報以無能為力的愧疚，即他所謂的：“獨善誠有計，如何救旱苗！”﹙《月夜登閣避暑》﹚他對富人提不出更本質更尖銳的揭露，因為富貴也是他個人的生活目標；他難以維護窮人的利益又悲憫他們的遭遇，因為他的同情愧疚之心可以獲得眾多下層讀者的共鳴和擁護。白居易的悲憫詩，正因為物質利益對他這種新興庶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心靈的干擾。嫉富詩的整體價值受到了影響，“嫉富”是白居易對儒士傳統心態的繼承，“羨富”則表明庶族知識分子的局限，前者是可以肯定的，是諷喻詩創作的動因；后者則是因該否定的，是諷喻詩隱蔽的缺陷。
當然，作為唐代詩人中創作最多的一位杰出的現實主義詩人，提出了“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的口號，并能在170多首諷喻詩中很好地實踐自己的理論主張，掀起了新樂府運動，其成就是無法否定的。從樂府的“緣事而發”到杜甫的“因事立題”，再到白居易的“歌詩合為事而作”，我們可以看到，詩歌對現實生活的反映和干涉能力不斷加強。車爾尼雪夫斯基說：“藝術的第一目的是再現現實。”白居易的諷喻詩真實反映了當時的現實生活，是歷史的一面鏡子，從這個角度而言，白居易反映現實生活的詩篇是否也應稱為“詩史”？在承認這個觀點的基礎上，再客觀的去觀察中唐的社會和白居易的心態，我們不難發現，中唐普遍的的社會心態也在白居易的靈魂深處投下了影子，國力的衰落、社會的動蕩、貧富的懸殊使詩人的心中也沉淀下羨慕富貴、追求富貴生活的心態。人是不可能脫離社會而存在的，這種心態的積淀也是人之常情，苛求白居易超然于外，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現實的。作為一位偉大的詩人，作為一位關心社會民生的詩人，他總是在努力地超越這種心態，但偶爾不自覺地流露出“羨富”的世俗心態，恰好反映了詩人在創作詩歌的同時，也在不斷地鑄造自己的人格，盡管這種交融碰撞是痛苦的、無奈的，卻正好告訴了讀者，詩人白居易的偉大不是因其完美，而是偉大于他的不斷的追求和超越。從這個意義上，我們不得不說，白居易是偉大的，他的諷喻詩是為大的，盡管有瑕，但瑕不掩瑜。

首頁上一頁 1 2 下一頁尾頁 2/2/2

上一篇：論《阿Q正傳》中阿Q精神勝利法

下一篇：獨立的人格做人的尊嚴

Tags：嫉富羨富矛盾心態

【收藏】【返回頂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