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城》與《儒林外史》的諷刺藝術對比(一)

《圍城》與《儒林外史》的諷刺藝術對比

    《圍城》和《儒林外史》是我國長篇諷刺小說的兩朵奇葩。它們以獨立而醒目的姿態屹立于中國文壇。《儒林外史》產生于十八世紀上半葉，它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部長篇諷刺小說。當時的中國處于封建社會末期，黑暗腐朽。讀書人在八股取士制度下，本來純凈的靈魂嚴重扭曲，異化，行為上則癲狂，卑劣。吳敬梓以《儒林外史》猛烈抨擊了科舉制度，深刻揭露了科舉制度所造成的種種敗壞人心、禍國殃的罪惡。從根本上否定了當時社會，諷刺意味十足。錢鐘書的《圍城》出現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主要反映的是從抗日戰爭開始到建國前夕生活在國統區的一群知識分子對戰爭畏縮，狹隘于個人生存的懦弱行為和膽怯自私心理。錢鐘書用詼諧、黑色幽默的文字，以笑的形式寫出了當時知識分子在動蕩年代下的生存困境，寓含濃濃諷刺。這兩部書同寫一群知識分子，又把諷刺藝術運用得出神入化。兩部書的主題盡管不一樣,然而在諷刺藝術這一面，兩部書的融通和相異之處，眩目而復雜，因為這不僅體現了中國諷刺藝術傳統的繼承和新變，也顯示了不同文化環境下的文人是如何去批判社會現實的。這是引人探究的。
 一、諷刺內容的真實性
    作為觀念形態的文藝作品，都是一定的社會生活在作家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諷刺作品當然也不例外。《圍城》和《儒林外史》的諷刺內容是有肥沃的現實土壤的，是具有現實根據的，真實性很強。錢鐘書用諷刺的手筆揭露了當時社會的暗無天日。《圍城》中內地的三閭大學就可以講是國統區文人生存環境的一個縮影。全民正在為祖國的生存而浴血奮戰，三閭大學這群拿著高薪的知識分子卻在那里勾心斗角，做著一系列庸俗的事情。為模仿英國牛津、劍橋大學的教育制度，三閭大學搞出了一套無聊十足的導師制。它有這么一條規章制度：“學生畢業后在社會上如有犯罪行為，導師連帶責任。”這規定的殘忍比得上明成祖誅方孝孺九族。錢鐘書以漫畫的手筆反映了國民黨教育制度的奴役性，辦大學只不過為他們培養一批忠實的走卒。導師制為了增進師生感情，塑造一個師生共同生活的理想場所，有這樣一個師生共同進餐的飯堂規矩：“導師的飯該由同桌學生先盛，學生該等候導師吃完，共同退出飯堂，不得先走”。這看上去是學生尊敬老師的表現，實則出于訓導長李梅亭的良苦用心：防止先生陪學生挨了半碗飯，溜回去舒舒服服吃。這些措施面子上作足，無任何實在意義，徒增笑料而已，但這種制度卻堂而皇之的占據著高校教育，當時的高校又何嘗不是這么混亂?假文憑的教授橫行，教育目標不是為了培養人才等等，錢鐘書深味其中黑暗，才會有針對性的，以犀利的諷刺來抗爭這社會。
    吳敬梓生活于封建社會的末期，社會內外矛盾都比較尖銳，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這一時期有了相當發展。封建文人不能直接創造經濟價值，地位有所下降；又被統治者桎梏，思想僵硬，學術上無多少建樹，于是逐步走向衰落。《儒林外史》就反映了封建文人由盛而衰的轉變情況。
    清朝，特別是康熙、雍正、乾隆年間，八股文盛行。吳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描寫的八股專家馬二先生游西湖，看到朱淑真、李清照的名字，說：“這些什么人?料想是不管功名的了。”；當了學道的范進，竟然不知道蘇軾是哪朝人，第七回別人講笑話打趣，他糊涂地說：“蘇軾既然文章不好，查不著也罷了。”這是當時讀書人只諳熟四書五經，別的知識則無所知現象的真實反映。吳敬梓看到這丑惡的現實，大開諷刺之筆，希望士林中人能從《儒林外史》的諷刺中有所悔悟，并為沒落的士林探索出光明的道路。
    可見，《圍城》和《儒林外史》都將諷刺之筆深扎于丑惡的社會現實，具有極深的認識意義。
 二、針對不同對象變換諷刺色調
    吳敬梓以尖刻的筆法塑造了許多人物。如湯知縣湯奉這類貪官，嚴氏兄弟這類土豪劣紳，運用的都是尖刻的諷刺手筆。第四、五回寫高要縣的湯知縣為了博得清廉的名聲，竟將一個回民老師傅活活枷死。嚴監生貪婪慳吝，剝削成癖。家有十多萬兩銀子，自己病得飲食不進，還念念不忘收租子，斂錢財。嚴貢生更加陰險刁滑，為非作歹。他強圈窮人王小二的豬，還行兇打折了王大的腿；施展訟棍手段，明明沒有借給別人銀子，卻硬向人要利息；他在嚴監生死后，欺壓寡婦弟媳，霸占二房產業；特別是用云片糕混充高貴藥材訛詐船工的船錢，花招也真想得出來。作者通過這些事例將他們的丑惡嘴臉完全暴露出來，對他們進行的是無情的揭露和嚴厲的鞭撻。
    再看吳敬梓對杜少卿的描寫。杜少卿是吳敬梓筆下的一個光輝人物。他視功名富貴如糞土，為人豪爽，行為放蕩不羈。在杜少卿身上，吳敬梓多多少少滲透了自身的一些性格，用的描寫手法自然褒揚的成分居多。雖說書中也展現了杜少卿呆癡的一面，杜少卿的不知擇友而交，將大捧銀子送給騙他的人，然這是吳敬梓善意諷刺的一面，希望杜少卿的性格變得更完美，且杜少卿本為闊家子弟，不諳世事也是常有的，這是性格因素的一面，作者這樣描寫也是忠于人物處境的。筆法溫和。還有虞育德、莊紹光、遲衡山等人，作者盡管有批判，但總的來講，筆法都是相當溫和的。
    這種針對不同人物采取不同諷刺色調的方式，在《圍城》中也體現得很突出。
    《圍城》作者錢鐘書對李梅亭、高松年、汪處厚、韓學愈這群無甚真才實學的大教授，給予的是無情的嘲諷，以李梅亭為例。“戴副墨晶黑眼鏡，神情傲兀，不太理會人，并且對天氣也鄙夷不理，因為這是夏歷六月中旬，他穿的還是黑呢西裝外套。”李梅亭一出場就顯得滑稽可笑。去三閭大學的路上李梅亭帶個很大的鐵箱，上半箱，裝著抄寫的書卡片，有了這，“中國的書燒完了，李先生一個人可以教中國文學”，下半箱裝藥，準備以十倍原價賣給窮鄉僻壤的學校醫院；孫小姐病了，想討一包仁丹，他怕拆了封賣不出好價錢，只給幾粒魚肝丸了事；導師制要求飯前飯后祝福，李梅亭搜索枯腸，只想出來“一粥一飯，要思來處不易”二句，可見這人只用箱子裝書，全不用腦子。錢鐘書以輕蔑的態度刻畫了遭人唾棄的李梅亭，厭惡之情溢于言辭，用筆相當辛辣、刻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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