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新邊塞詩”的特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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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新邊塞詩”

邊塞詩的又一次興起是新中國成立以后，隨著新疆社會主義事業的開創發展，不少詩人來到了新疆，創作了最初的寫邊塞景、記邊塞事、抒邊塞情的一批詩作。所謂“新邊塞詩”就是指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以來的一批詩人，繼承古代邊塞詩尤其是盛唐邊塞詩的傳統，用現代漢語創作的再現和表現西北邊塞生活題材而又具有邊塞氣質和風骨的白話自由詩。在談“新邊塞詩”的特點前，我認為有必要談談“新邊塞詩”的崛起。
一、“新邊塞詩”的崛起
詩歌史是一條流不斷的長河，上游之水總要往下游流淌。因此，后代詩人詩歌接受前代的影響就是必然的。“新”總是相對于“舊”而言的，離開了“舊”，也就無所謂“新”了。所以“新邊塞詩”這一稱謂本身就標志著它對傳統邊塞詩的繼承。新邊塞詩繼承了《詩經》、《楚辭》以來的遺傳基因，發揚了唐代邊塞詩風，同時活躍著經嫁接、雜交而勃發的新枝，這就使它雖然以荒僻的自然界與邊遠的塞外生活為抒寫對象，卻具有深沉而又濃郁的當代色彩。例如周濤在《暮色》一文中寫道的：“不知是炊煙攪混了暮色/還是河水染濃了暮色/生活的幕宣布一場終結/落日想用句號終止/月亮卻以逗號表示間歇/暮色收去的/晨曦會重新還給我。”以及章德益在《一粒草籽的夢》所述的“我是一粒草籽/綠洲把我托付給漂泊的風/雖然我渺小/但我也有翡翠色的夢/我夢想著，這顆星球都被綠色覆蓋/而不再有絕育的土地，拒絕春的溫存。” 這些都給人留下了一種與整個時代息息相通的印象——對象是古樸的和偏僻的，但思情卻是現代的，體現著社會生活的新潮。
當然，單純的繼承無法出“新”，“新”同時也代表著它對傳統的超越，正是在繼承傳統基礎上的現代性超越，使“新邊塞詩”真正以嶄新的風貌出現在當代中國詩壇上。談起“新邊塞詩”的崛起，應是詩人聞捷的《天山牧歌》、《復仇的火焰》標志著新邊塞詩的崛起，１９６０年，著名詩人郭小川來到新疆深入生活，正式提出了“新邊塞詩”的主張。
那么，“新邊塞詩”“新”在哪里，也就是新邊塞詩的特點是什么呢？我認為是（一）創作題材、內容“新”、（二）創作意境“新”、（三）創作詩風“新”、（四）創作語言“新”、（五）創作抒懷“新”。下面具體闡述如下。
二、新邊塞詩的特點
（一）創作題材、內容“新”。
建設與開拓基本取代了戰爭生活的描寫，這是由時代的差異所決定的。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新邊塞詩產生發展繁榮的20世紀50年代，國家相對安定，四鄰基本和睦，孕育新邊塞詩的大西北地區邊烽盡息，各族人民在祖國統一的疆域之內友好團結地勞動生活、共同開發、建設著大西北邊疆。所以，拓荒與墾殖、勞動與建設也就必然地成為新邊塞詩人所樂于表現的題材。
新中國的建立使得中國的政權體制、階級關系、政治思想、文化意識等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70年代末的改革開放，國門啟開，八面風來，社會生活和意識形態漸趨多元、活躍。以楊牧、周濤、章德益為代表的青年詩人，他們的詩作雖也繼承了古邊塞詩的慷慨、淳厚的風格，表現得剛健、樸實，卻沒有“西出陽關無故人”、“古來征戰幾人回”的嘆息；有開拓者的吶喊，而極少頹廢者的呻吟。著名詩人郭小川來到新疆深入生活，創作的詩作《西出陽關》、《雪滿天山路》以及詩人賀敬之的《西去列車的窗口》、張志民的《西行剪影》等都是“新邊塞詩”的力作。他們以高亢的、火一般的熱情，一掃古邊塞詩的悲壯蒼涼；放聲謳歌奇異瑰麗的自然風貌、勤勞豪爽的各族人民以及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邊疆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給人以雄奇、高亢的藝術感染。
（二）創作意境“新”。
雖然“新邊塞詩”的創作同樣取材于新疆，但是它不滿足于只是反映邊塞生活的表象，膚淺地捕捉普通的畫面和鏡頭，僅僅是對邊塞的山川風物、風土民情做一般性的牧歌式的歌頌，對邊塞復雜萬端的現實生活進行空泛的美化，而是勇于在詩歌中嚴肅思考重大的社會問題，探索生命的意義、人生的理想，開掘和闡發具有更為深廣的社會內涵和歷史內容，這就使許多新邊塞詩閃耀著哲理的光芒，展現了新的藝術天地。就像代表詩人楊牧所述：“多難的人生應該有張傘，這張巨傘應該是一片遼闊的藍天”；他深信：“自然的風景不曾堵塞金秋的通道，/人為的風暴也沒有戰勝綠色的必然。而地平線呵，復又閃動少女的青睞，——深情眷念著時代的變遷!”這里我們深切感受到的不單是大自然更新的規律，而是歷史的雄辯法則，人民的不朽力量、信念。
（三）創作詩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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