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王蒙小說變形扭曲的現代神話之本質(一)

試論王蒙小說變形扭曲的現代神話之本質
〔摘  要〕當文壇極力推崇王蒙小說所表述的那種忠誠的精神、豁達的人生態度時,本文力圖從另一角度透視王蒙小說別樣的精神內涵:小說以“王蒙式的忠誠”傳承著儒家至道—不慍不怒,無怨無悔,苦中作樂,忠貞不二。他的對荒謬、災難的命運的默認,妥協無疑是對人的精神的扭曲,是傳統文化的社會心理積淀,是歷史在種族記憶中的投影。這樣，便形成了一種“忠恕”到沉重而酸澀的文化精神。
〔關鍵詞〕王蒙　小說　精神內涵

 神話是文學的源頭之一，也是文學構成的重要因素。實力派作家王蒙的小說在一般人看來，屬于典型的現實主義之典范。他早先發表的《組織部里來了個年輕人》到八十年代之后的《春之聲》、《雜色》、《蝴蝶》等等，人們多作如是理解。可是，倘我們靜下心來細細觀之，尤以二十一世紀“人性”的新眼光來審視，便不難發現隱藏在王蒙小說之中的諸多非現實主義因素——那簡直就是一篇又一篇的展現扭曲變形人性的現代主義神話！
 作為特定時代的產物，忠貞不二、寬容大度、達觀待世等諸多民族傳統性格特質固然使人對王蒙小說精神內涵肅然起敬，急效之而猶不及；但我們同時也會發現，在這些所謂的“光環”、“名節”之類的名詞背后，深埋著的，是人性對于荒謬、災難的命運的默認、妥協，是對人的精神的嚴重扭曲，也是民族傳統文化中消極一面的社會心理積淀，是歷史的荒誕不經在我們種族記憶中揮之不去的投影。
 一、忠貞不二作為政治品格無可挑剔，但作為人類文化精神則不啻是一種悲劇，即苦中作樂并非真正的忠恕之道。
 人們習慣上認為，王蒙的小說在某種意義上不亞于當年魯迅先生的《狂人日記》和《阿Q正傳》：在此二作中，魯迅先生發出了“救救孩子”的疾聲呼號；而縱觀王蒙的諸多小說，尤其是新時期作為“反思文學”的先聲，正體現著“救救國家”、“救救干部”、“救救社會”的作家良知——那種從先祖那里繼承而來的“忠恕”之道，即反思社會弊端、熱忱呼喚人性的回歸。
 誠然，我們先祖中會有儒家之所謂“忠恕”之道——即“歷盡滄桑九死而不悔”，作為一個人抑或一個民族的政治品格，它是無可挑剔的。王蒙的小說繼承了這一點，并且試圖將其納入人類文化精神的范疇予以昭示和詮釋：忠恕就是忠貞不二。這猶如古書所云，“四海之內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正基于此，我們在審視王蒙小說時，往往就會發現，其主人公無論理想與現實的矛盾如何尖銳，面對理想粉碎跌入失樂園時內心如何苦痛和絕望，卻仍然對自己心中的那份信仰虔誠不已。如《布禮》中鐘亦誠：“很有可能我們的愛中包含著癡呆，我們的忠誠也有麻木，我們的信任過于天真，我們的追求不切實際，我們的熱情帶有虛惘，我們的崇拜埋下了被遺棄的種子，然而我們還有信任、忠誠、愛戴和熱情。”即便面對整治他的人，他亦作了真誠的賠禮：“這是歷史造成的，不是哪個人的責任。如果當時我是書記，也會這樣做，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相信這罹難二十年（整整二十年！）后迫不及待的表白，縱然粉身碎骨也甘之若飴的典型表現，完全符合儒家的“忠恕”之道：苦中作樂，在夾縫中求得生存。這不是偶然。作為現實生活中的人，總是力求理性把握生活規律，即使面對歷史的偶然亦是如此——但歷史的這“偶然”，對于個人而言，尤其對于鐘亦誠這樣的弱勢群體而言，總不能再見得是偶然吧！二十年對于一個人來說，又怎能算得上是偶然呢？——理智地模仿祖先、模仿前人是人類固有的傳統，尤其是我們民族的固有傳統，王蒙也毫無例外地走著這條路。因為，作為個人，他可以有自己的意志、目的；但作為藝術家，作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他是更高意義上的人，一個集體的人，一個具有人類無意識心理并使之具體化的人，所以有時候藝術家必須舍棄個人的幸福和一般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東西”，去表達歷史在種族記憶中的投影。
 王蒙的小說表達了這種投影。在他的筆下，人們無一例外地像鐘亦誠一樣，用一生中寶貴至極的“二十年”的沉重的代價，來換取所謂的對于信仰、追求、理想的忠誠。我們試問，這值得嗎？不言而自明。這不能不讓我們心酸膽寒：在這些貌似神明的“道”的面前，人的價值哪里去了？人性的真諦難道就是這些？我們就不痛心、不悲哀嗎？所以，我們說，王蒙小說中那種苦中作樂與忠恕之道因果相依，酸澀沉重地包容著一種無形力量對于人的精神的扭曲，透射出濃重的歷史悲劇意識。我們不妨將痛苦作為以毒攻毒的良方，那我們就只能習慣于生活強加給我們的更大痛苦。因此，扶這種跌倒了爬起來向后看的人起來，我們手也真酸，心也真酸，正如魯迅先生那種“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用心良苦。他最終展示給我們的，只能是一幕幕屈從于歷史，默認于命運的人性的悲劇！那些健康美好的人性，一個個地被撕裂、被扭曲、被支離，王蒙小說中悲劇的美，尤為主人公們這種慘烈的壯美，無遺地展示了出來！
 二、對歷史謬誤的寬容大度，實質是對不合理現狀的“合理性”承認，亦即對人的主體精神喪失的承認。
 人人都說王蒙小說作品中表現了一種宏大的氣度，那就是對歷史謬誤的寬容。其實，放在歷史縱深的發展演變過程中，這種寬容是人類精神世界對外界和自身缺失、罪過的妥協與諒解，只能說是對不合理現狀的“合理性”承認。對于王蒙來說，“故國八千里，風云三十年，該哭的哭夠了，該恨的恨過了，我懂得了存在就是合理的，懂得了要講廢厄潑賴、講寬容。”似乎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在左右了王蒙。但作為讀者，作為“局外人”，我們要用不同時空的眼光來審查，這種寬容無異于是對他本身所謂“忠誠”的極大嘲諷！若要真正保持忠貞，就應直面人生，以“直道事人”，為真理，為大義而舍身拼搏，如張志新、如聞一多、如魯迅，這才是真正的九死不悔，才是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美德。王蒙雖然干預了生活，卻并非真正地介入了生活，以“避人不避世”的態度對待世事人生，有人說這僅是寫作方法中的“藏鋒”、“守拙”，是無可奈何的理解與包涵；但我們認為，這是冷漠、是排斥，是冷漠與排斥式的溝通與審視，表現了他自身在對人生的敏感和慨嘆中的“自我的喪失”！
 明人鄭板橋有言：“聰明難，糊涂難，由聰明轉糊涂尤難，難得糊涂！”細視王蒙及其小說，不正是這種“難得糊涂”的具體體現嗎？聰明是清醒，糊涂是睿智，中間包含著的，卻是王蒙的警覺。作為他，剛走出生活的最底層，身上還帶著歷史的傷痛，往事如煙，又怎么一下子散得開去呢？盡管對社會生活的弊端有極強的敏感力，但人總是要長大的，要變成熟的，“四十六歲的作者比二十一歲的作者復雜得多了”。他不再感情用事，不再憑直覺來評判是非。因為他以為，那樣是幼稚的、天真的。“當一個人用幼稚天真評價處理嚴峻的現實問題時，幼稚天真就是罪過。”作家主體意識中的情感因素讓位于理智并逐漸完善。從早年的《組織部里來了個年輕人》到復出后的《雜色》、《蝴蝶》，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出這一變化。講實際、講理智，難道就可以不要求宇宙完美無缺？既然我們承認我們稱之為反常和病態的缺陷是不可避免的，承認現實中存在古難全的陰晴圓缺之交替，那又為什么不為之尋找更具“合理性”的理由呢？于是，我們看到了打著“存在就是合理的”的哲學大旗，王蒙對自己態度的告白——對缺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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