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平凹90年代長篇小說中的佛道思想及其探源(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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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只要我們細讀，就不難發現這些作品中無處不有的佛道氣。作家已不刻意追求和抒發自己對佛理道理的理解，轉而寫現實生活中實實在在發生的神秘現象，這也正應了作家的一句話：“佛不在西天和經卷里，佛不在深山寺廟里，佛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最后，我們有必要探索作家作品中佛道思想的來源和這些佛道思想轉化的原因，這也正是我們研究賈平凹的目的所在。
就其佛道思想產生的原因，我想主要有以下幾點：
首先是作家生活的商州地域文化特質。商州即今天的商洛地區。在陜西省的陜北、關中和陜南三大板塊中，商州居于關中和陜南間的秦嶺南麓。這是一個過度交叉性地帶，因為秦嶺是中國南北地理分界線，是南北兩大自然形態的過度區，其氣候、物象、川流都是呈過度性狀態，秦嶺還是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的分野。這就注定了商州有趣的現象：商州與黃河比鄰，離西安僅130公里，但縱貫商州的丹江卻南入漢水，屬長江流域。從人文方面看，商州溝通中國古代兩大文化體系：中原楚文化和西部秦文化，從而形成兩種文化的交叉。商州有秦文化因子，但相比楚風更烈。這種特有的地理人文環境及古老文化，自然形了其獨特的文化特質。商州民間有較濃的巫文化意識，而其奇妙的景觀又演化出眾多神異的歷史傳說和民間故事。賈平凹自己也說“原來我老家商洛山區秦楚交界處，巫術、魔法民間多的是，小時候就聽、看過這些東西，來到西安后，到處碰到這樣的奇人異事，而且我自己也愛這些。”久遠的歷史傳說和古老的民俗民風，使賈平凹走上文壇不久便將筆觸及到這些近乎宗教與迷信之間的神秘文化描寫上。
其次是作家深受傳統文化的影響和對佛理的主動探求學習。賈平凹性格內向，不善交往，“凡是人多的地方，我向來伏低伏小，極不愿應酬，也不會應酬”。所以他將所有的時間用來學習和思考，“于是，閱讀和欣賞文藝作品往往成為他的一種補償性活動。”而正是這種修養使他學得了從古典文化中領悟到每部作品的獨特感受。賈平凹自己也說：“一部《聊齋》使我了解了我對女性有一種天生的通感，明白了我能搞創作。讀《紅樓夢》也是這樣。我能想象出曹和蒲的生活態度和心性。”正是作家接受了這種藝術的思維方式，才使那些如《莊子》的哲學，神秘象征，佛教禪宗，鱗次櫛比得進入了作家的心理圖式，形成了融合與交叉，使其作品充滿了佛道氣。與此同時，賈平凹還讀了不少佛書，同禪師交往，向禪師學禪，并隨時將這些感受以小說的形式表達。作家不僅將佛道思想應用到創作中去，而且也用禪語揭示出自己對小說創作的觀點。
再次是作家的農民經歷。這種潛移默化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賈平凹在進入西安求學以前的19年都是在商州農村度過的，其中有五年真正的農民經歷，所以作家始終認為自己是農民。正是這些經歷，使賈平凹在思想上很容易接受農民對于奧妙大自然的敬畏感和對自身命運的唯心看法，早在他還在商州農村時，他曾寫信給一位朋友說“我一度陷入唯心主義，認為自己在農村做莊稼是“命苦”“天生造就”我只能沉默，沉默……”即使在以后他接受了高等教育也仍然對這些神秘現象很感興趣，賈平凹本人也說“我就愛關注這些神秘異常現象，還經常自己跑出去看，西安這地方傳統文化影響深，神秘現象和怪人怪事特別多，這也是一種文化在傳統文學中有不少這類現象存在”。
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加大，特別是1992年進行了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以后，打破了人們原有的生活習慣和思維方式，人們以往那種政治情結弱化，而經濟利益的意識則在加強，社會的轉型更多是受民眾直接利益愿望和感性欲望的趨勢，缺少社會理性引導，出現了國民精神和心態的種種不良傾向和誤區。而這些變化給作家帶來的是嚴重的失落感和苦悶感，使作家持有一種恐懼心理。作家自己曾經說過：“人是有本命年的，幾乎每一個中國人在自己的本命年里莫不是恐慌懼怕，同樣，天地運動也有它的周期性，過去的世紀之末景象如何，我不能知道，但近幾年來全球范圍內的頻繁的戰爭、騷亂、饑荒、瘟疫、旱澇、地震、惡性事件和金融危機，使得整個人類都焦躁著。”這些可以說是作家佛道思想產生的根本原因。
在以上的大環境下，作家的生存狀況和個人際遇的變化，使作家的世界觀、人生觀、審美觀發生了很大變化。“這些年里，災難接踵而來，先是我患乙肝不愈，度過了變相牢獄的一年多醫院生活。”就在作家的這次得病期間，他也請了許多道士方士居士作法禳治過，這些無疑對作家是有很大影響的。而作家到了四十不惑之年后“馬上就能接觸到死亡，這就不是說你讀了哲學書，而是現實環境中讓你感覺死亡無處不在，比如你的親戚、朋友有死亡早逝的。災難事故頻發，這些現象不斷向你發出信號：死亡的腳步就來了。”這些變故，使作家把一切都看破了，一經看透，他“自信是一個堅強的男人，我也開始相信了命運，總覺得我的人生劇本早被誰人之手寫好，我只是一幕幕往下演的時候，有笑聲在什么地方輕輕的響起。《道德經》再不被認作是消極的世界觀，《易經》也不是故弄玄虛的東西，世事的變幻一步步看透，靜氣就附體而生，無所羨慕了，已不理寵辱動心”。
作家正是用了一雙冷靜的雙眼和佛道的思想來看待和分析這個紛爭的世界。從而在他90年代的小說創作中，作家改變了以前的寫法，給故事安排了一個個悲劇的結局。作家創造各種具有神秘色彩和佛道意味的玄虛意象或朦朧境界，是以寄托在現實中無以依附的靈魂，在那里他才能消解焦慮浮躁，復歸于心靈的平和寧靜。如果我們將這些佛道思想作為作家心理的探視窗口，看出的就不僅僅是作家那顆焦躁不安的心靈和心無所依的苦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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