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阿Q的“精神勝利法”的分析(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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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至70年代末，新中國成立以后，人們強調要對文學作品進行階級分析，于是阿Q就被視為“落后的農民”的典型，關注重心也發生了轉移。首先強調的是阿Q是未莊第一個^造**者，他雖然混雜著農民的原始的報復性，但他終究認識了革命是暴力，毫不猶豫地要把地主的私有財產變為農民的私有財產，并且破壞了統治了農民幾千年的地主階級的秩序和尊嚴，這都是表現了本質上是農民的革命思想。《阿Q正傳》后半部對阿Q與辛亥革命的關系的描寫又引起了普遍重視。批評家認為魯迅是“從被壓迫的農民的觀點”對資產階級及其領導的辛亥革命進行了深刻的批判。毛澤東也多次提醒人們要吸取假洋鬼子“不許革命”的教訓。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運動，人們強調的是阿Q^造**的負面：“即使阿Q成了革命政權的領導者，他將以自己為核心重新組織起一個新的未莊封建等級結構”辛亥革命的教訓也被闡釋為政治革命運動脫離思想革命運動，忽略了農民的精神改造。
在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人們開始轉向對阿Q精神的人類學說內涵的探討，并做出了另一種分析：阿Q作為一個個體生命的存在，幾乎面臨人的一切生存困境：基本生存欲求不能滿足的生的困惱，無家可歸的惶惑，面對死亡的恐懼等等，而他的一切努力掙扎，包括投奔革命，都不免是一次絕望的輪回。人只能無可奈何的返回自身，如恩格斯所說：“他們既然對物質上的解放感到絕望，就去追尋精神上的解放來代替，就去追尋思想上的安慰，以擺脫完全的絕望處境”，并借以維持自己的正常生存，在這個意義上，精神勝利法的選擇幾乎是無可非議的。但這種選擇又確實絲毫沒有改變人的失敗的屈辱的生存狀態，只會使人因為有了虛幻的“精神勝利”的補償而心滿意足，進而屈服于現實，成為現存環境的奴隸。這樣，為擺脫絕望的生存環境而做出的“精神勝利”的選擇，卻使人墜入了更加絕望的深淵，于是，人的生存困境就是永遠不能擺脫的。魯迅正是對這一生存狀態的正視，而揭示了人類精神現象的一個重要側面，從而使自己具有了超越時代、民族的意義與價值。
阿Q的如此種種的取勝法寶，如同麻醉劑，使他不能認識自己所處的悲苦命運，過著奴隸不如的生活，至死仍不覺悟。阿Q“精神勝利法”作為一種普遍的精神現象，主要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產物，烙上了民族恥辱的極深印記。在帝國主義擴張浪潮不斷沖擊下，封建統治階級日趨沒落，現實環境使他產生了一種無可奈何的心理。“精神勝利法”正是這種病態心理的表現。
與此同時，農民本身的階級弱點，小生產者在私有制社會里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經濟地位，也是其中的根源之一。經濟基礎決定著上層建筑，物質決定著精神。阿Q面臨著一切生存的困境：無田地，無房屋，無女人等。他作過一些努力，包括投奔革命，但每一次都以失敗而告終，阿Q依然是阿Q。物質上的絕望，必然要用精神來安慰。阿Q的“精神勝利法”是辛亥革命時期小生產經濟和封建宗法統治對中國農民造成的嚴重惡果。那么，阿Q的精神勝利法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精神勝利法作為一種主觀唯心主義的思想特征，通常是需要勝利而無法取得勝利的人用以維持精神上的平衡的一種“騙術”。從外部原因看，精神勝利法是在晚清這樣一個特定的社會條件下形成的一種社會思潮。清朝中后期，實行閉關自守政策，封建統治者夜郎自大，腐朽階級不愿清醒地正視現實，發奮圖強，而是企圖以欺騙手段維系其內部關系，保持其封建統治。于是，自欺欺人的精神勝利法彌漫于統治階級中，那些沒有精神生產資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受統治階級支配。上行下效，輿論一致，阿Q的精神勝利法也就應被視作被統治者受統治階級思想影響的結果。
阿Q的精神勝利法，又不僅僅是受統治階級影響。從根本上說，阿Q的精神勝利法是封建統治階級的殘酷壓迫造成的。阿Q四處流浪，接二連三受欺壓，來世對他太渺茫，為了茍活，只得怏怏忘掉眼前的屈辱，這種精神勝利法，在農民運動低潮時期容易發生與蔓延。

參考文獻：
1、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1998年7月，第1版
2、嚴家炎、孫玉石、溫儒敏：《中國現代文學作品精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7月，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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