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小說的文化精神》之我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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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王蒙的小說一般以智慧和瀟灑見長，他的小說所表述的那種忠誠的精神和豁達的人生態度是我們最熟悉不過的。本文對王蒙忠誠、豁達和小說的精神內涵談談自我見解。
關鍵詞：王蒙小說精神內涵
王蒙的創作一直求變求新，常領風氣之先，他以數年之久，用自己大半生刻骨銘心的親身體驗對解放后三十年的現實進行犀利而深刻的藝術描寫、抒發和剖析。他把自己的革命生涯當作小說資源來開掘，這本身需要一種魯迅式的自我解剖精神和巴金式的真誠懺悔意識。他的作品反映了中國人民在前進道路上的坎坷歷程。由初期的熱情、純真趨于后來的清醒、冷峻。體現了一種別樣的精神內涵。王蒙小說所表現的那種忠誠的精神和豁達的人生態度對于我們來說是何等的熟悉，它再現了一個存在過的歷史形態，表現特定時代的生活意蘊。他的小說全方位呼救：救救右派、救救知識分子、救救國家。他的小說推動了新時期黨的文化思想建設，是反思文學的先聲，它以鮮明的時代感反思社會弊端，呼喚人性、人情的回歸。他深信存在的合理性，展示作家內心的“大度”和“忠誠”。
一、王蒙小說表現了一種宏大的氣度-----對歷史謬誤的寬容大度。這種大度是對不合理現狀的承認，是對過失罪過的妥協，也是對自身的一種精神上的約束。對于王蒙來講：“故國八千里，風云三十年，該哭的哭夠了，該恨的恨過了，我懂得了存在就是合理的，懂得了要講費厄潑賴，講寬容。”但是從讀者的角度來看這種寬容無異于是對作家忠誠的諷刺。若保持忠誠，應面對人生，為了正義、為了真理舍身而博，這才是真正的魯迅式的精神，才是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分子的傳統。也許是難得糊涂，“糊涂”是睿智，之中包含的是警覺。作者剛從生活底層走出來，身上還帶著歷史的創痛，回首往事如煙云，始終縈繞在眼前，盡管對生活弊端有極強的敏感力，但是作者“糊涂”了，不再感情用事。作家主體意識中的情感因素讓位于理智并逐漸完善。拿得起放的下。“放下是寬容的最高境界”。有人說：王蒙是個復雜的存在。在中國當代作家中，似乎沒有人比他更復雜，更難以言說。他是中國文壇上的一只上下翻飛、自由自在的“蝴蝶”，你永遠無法窺見他的全貌，你只能看見他彩色的翅膀的一閃。他的智慧、他的敏銳、他的激情、甚至他的幽默都是“王蒙式”的，同時王蒙先生曾說自己是個“歷史化”的人，是他生活的那段歷史的產物。”“望們從早年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到《雜色》、《蝴蝶》可以看出這以特色。講實際、講理智就不要求宇宙完美無缺，“存在就是合理”，對謬誤缺欠的合理性承認。是二十年的屈辱歲月使他變的深沉了、老練了，還是“糊涂”了？是氣度，是寬容。所以才有了《雜色》中曹千里的大徹大悟。曹千里一位熱情、有抱負卻因此倒了霉的老小伙子，在我們都熟悉的哪個時代，被發配到邊疆，即使是“自愿的”也還是被發配。主人公騎著他那匹老馬，一路上經過了荒涼的戈壁灘、房舍和人家、河和溪流、狗和蛇、到草原上的牧場，到雹子和雷雨，到一座牧民的氈房，同時在心底也走過崎嶇的大半輩子人生的旅程，固然是郁悶的。然而，他又“感到無比的幸福，他竟然不是蜘蛛，不是螞蟻，不是老鼠，他是一個人，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他有幸作為一個人，一個二十世紀的中國人來到這個世界，來到中國的這一塊奇妙的土地上。他有幸作為一個人，有苦惱、有疑惑、有期待也有希望，又會哭、又會笑、又會唱。他能感知這一切，這難道不是一個奇跡嗎？這難道不值得贊美和感謝嗎？”還有曹千里對那些充滿政治色彩的荒謬批判的承認：“為了以音樂為途徑出人頭地，降級考入音專附中……雖無反革命行動，但不排除深入清理階級隊伍中確證其為叛徒的可能性”。荒謬的評斷都得到了真誠的認可：曹千里非常歉疚，認為自己就是寄生蟲，是反動分子。反思之后他頓悟到：“去他的音樂！滾他的蛋吧，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沒有憂郁和哀怨，更多的是自嘲，而且輕快、活潑，叫你哭笑不得。曹開始接受與世無爭的哲學，平衡點發生位移。是沒有辦法的選擇。幽默之中又體現了一種寬容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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