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水滸傳》的招安結局(一)

論《水滸傳》的招安結局

 看過《水滸傳》之后，我有一點困惑原于宋江他們接受招安其實就是在他們心里一直存在的目的或者說是理想？他們反宋真的是為了黎民百姓？還是為了達到自己個人的政治目的？我所基于的理解是：他們之所以反宋是為了追求一種政治上的權利，一種政治上的平反。其中并沒有多大的精神信仰和自由意志。我們聯系一下他們每個人的反宋軌跡來看看，我從這里面可以得出了下面幾個結論。
 他們扛了替天行道的旗幟，打自己的出路做算盤。他們對于替天行道的理解是：“天者，君王是也。道者，統治 、魚肉百姓之術是也。”這可以從中國的文化精神結構來看。摩羅在他的《恥辱者手記》里面對中國的文化結構作了解說，他認為中國文化有一種尊君屈從權勢的傳統，有一種工具欲。也就是魯迅所說的作奴隸的欲望。宋江即是做奴隸而不得的人，做奴隸而不得要求只有反抗一途。走上了這一途徑就遇到另外一個問題——即同盟軍的問題，這就需要有一個旗號。他們打了這樣一個旗號最好不過，他們可以隨時根據形勢的變化對自己的主張進行再定義。因為在這里“替天行道”暨可以作“正義”解也可以作“統治之術”解，就為后來的招安作了鋪墊。
 一、《水滸傳》中招安的歷史背景
 宋江起義發生在北宋末年。由于北宋末年政治日漸腐敗,統治階級對外妥協,對內大肆搜刮,殘酷壓迫和剝削廣大人民,造成日益尖銳的階級矛盾。宋徽宗(趙佶)即位后,更是大興宮室,浪費無度,創花石鋼,勞役繁興,加之水旱自然災害的侵擾,人民無法生活,相繼發生了宋江和方臘等起義。農民起義雖然被鎮壓,但卻流傳了起義的故事。而北宋政權在農民起義的打擊下變得更加衰弱,終于被女真人占了汴京,落得一個可恥的下場,宋徽宗和宋欽宗也被俘虜,被帶到金國北方的老地去。
 南宋建立后,諞安江南,并沒有抗金的決心,而且重用投降派秦檜,殺害主戰派愛國將領岳飛,殘酷鎮壓農民起義,也是一個腐敗的政權。但是面對半壁江山為金國所蹂躪,民族矛盾成為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時,許多農民起義開始轉變斗爭的方向,出現了從“反王”到“勤王”的趨向。一些原來因反階級壓迫而起義的農民義軍與新起的義軍,把斗爭方向迅速地轉到抗金方面來,或接受了宋的招安,或表示愿與宋聯合抗金。這是新的政治形勢下出現的農民起義的新情況。
 二、宋江接受受招安的原因分析
 首先,梁山泊義軍首領宋江性格的雙重性:即反抗性和妥協性,決定了他日后必然走受招安的道路。宋江是一個集“忠孝義”于一身的人,他性格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在這三個階段里,他的思想和言行都充滿著尖銳、復雜的矛盾和斗爭,而這些矛盾斗爭又集中地表現為^造**和忠君、革命與妥協的劇烈沖突。
 宋江上梁山以后,團結眾好漢,對發展起義事業曾起過積極作用,他多次率眾攻城奔府,主動發起進攻;屯糧積草,進行積極防御。取得了對敵斗爭的巨大勝利。在三打祝家莊、破高唐、克青州、取大名、下東平,以及兩贏童貫、三敗高俅等戰役中,宋江都被描寫成知人善任,紀律嚴明、所向披靡的農民起義領袖。作者對他這方面的才能品德作了充分的肯定。然而,宋江上梁山之后,卻仍然是兩面性格,有時妥協的一面反而占據了上風。特別是當山寨形勢越來越興旺,他認為憑借實力和聲勢,有了和朝廷在招安問題上討價還價的籌碼以后,妥協的一面占了主導地位。第五十九回劫持太尉宿元景的時候,他正式地向這個當朝大官表白了盼望招安的誠意,開始向封建王朝表示屈服。結果,終于發生了招安的悲劇。
 晁蓋一死,宋江坐了梁山的第一把交椅,便下令將“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聚義本來是聚眾起義,也就是團結起來共同造封建朝廷的反。而忠義則是以忠君為核心,讓人們做封建統治者皇帝的奴才。一字之改,標志著梁山起義革命目的和政治綱領的根本變化。
 從宋江性格的三個發展階段看,宋江的思想大致上有個發展變化的過程,最初是封建正統觀念很嚴重,但他結交江湖好漢,講究江湖義氣,其后身遭壓迫,在與梁山泊兄弟共同的斗爭中,培養和發展了叛逆的思想,后來接受招安,便以“如今做了國家臣子,都是朝廷良臣”約束自己和梁山泊兄弟們,不允許兄弟們重上梁山^造**,從這里可以理會到,宋江接受招安,固然有其他的思想因素,但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忠君思想,由于忠君,宋江還得忍辱負重,蒙受朝廷窩囊氣。如果說,封建社會里,忠君思想作為一種普遍的重要的傳統觀念對人們產生一種禁錮作用,以致象阮氏兄弟這樣的下層人民也有“忠心報答趙官家”的念頭的話;那么,忠君觀念在宋江頭腦里就是一個十分頑固,有時甚至是一種崇高的指導原則。小說第一百二十回,寫了宋江飲了朝廷賜有毒藥的酒,預感自己死到臨頭,心里還恐李逵再叛朝廷,毀了梁山泊起義軍替天行道的“忠義”清名,壞了他的聲名,亦將跟他親如手足的兄弟李逵毒死,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宋江這樣的“忠”和江湖朋友、結義兄弟的“義”是矛盾的,要忠于封建地主階級的朝廷,就難以顧全被壓迫階級兄弟之間的“義”。在封建社會里,對立階級之間的“忠”、“義”是不可能統一起來的,也是無法兩全的,最終只會導致悲劇的結局。
 其次,梁山泊起義隊伍中,有受招安的思想,并且擁護接受招安的人卻為數不少。隨著梁山泊起義隊伍越來越壯大,與此同時,起義隊伍的成份也越來越復雜。其中固然有一些出身貧窮、遭受嚴重階級壓迫的,也有一些出身于官僚地主階級的人,包括一些暫時投奔梁山的將佐和在戰爭中被梁山義軍俘虜的軍官。這些人從他們的階級出身,階級教養和功名前途出發,無疑是贊成接受朝廷招安的。他們實際上是梁山泊頭領中間比較能夠發揮影響的人物,代表了這支義軍隊伍的思想主流,是宋江、盧俊義主張接受招安的重要基礎。由于以宋江為代表的接受招安派占居了梁山泊頭領中的優勢,再加上內部,外部的種種原因,起義隊伍終于接受了招安,起義事業也終于由向封建朝廷妥協而最終走上失敗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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