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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魏晉文學人格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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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漢末開始的人性解放的潮流，是促使魏晉時期文學藝術發生重大變化的根本動力。由此，魏晉文學作品中也形成了獨具時代風尚的人格范式，筆者想僅用魏晉文學中的人格美，談一談自己讀書感悟。以求教育老師和同學們。
一、魏晉文學中人格美的內涵 ———— 超世絕俗。
魏晉文學中的人格美，是文士們在惡劣的政治環境中對理想人格的追求，因而不同的時代環境中，人格美的內涵也有所變化。
（一）、漢魏之際，重才尚能，通達放蕩的人格美。
漢末，儒學衰微，形名之學興起，清議漸變為清淡，品題人物也轉為注重人的內在氣質和神韻。湯用彤在其《讀人物志》中指出：“漢魏論人，最重神味。”“神味”一詞就是漢末以后人格之美的主要標準。
漢魏之際人格美觀念的變化，逐漸使文學作品出現某些新特點。如孔融《周成王漢高祖論》，諸葛亮《論諸子》、王粲《漢末英雄傳》等，這些作品不僅評說當代人物，而且還討論古代帝王圣賢的優劣和成敗得失，從中吸取治國的經驗教訓，具有強烈的現實性，也反映出建安時期重才尚能的人格美觀念。而孔融的《舉禰衡表》中的禰衡被譽為“淑質貞亮，英才卓躒”，成為漢魏之際以才能絕異為主要特征的人格美的典型。與此同時，不拘禮節，通達放蕩，超然物外人格之美也開始被贊美著。例如曹植贊禹、商湯、周武、成王等“拯世濟民”的先王圣祖，也贊賞許由、巢父、池主、商山四皓等“養士弗營”的巖穴之士。
（二）、魏晉之際，遠離世俗，任誕瀟灑的人格美。
魏晉之際的各類散文作品，則大多數贊美超世絕俗的品格，任情自得的風神，于是漂亮的容貌，瀟灑的風神，任誕和隱逸，便成為后世津津樂道的所謂“魏晉風度”的主要標志。
竹林七賢是魏晉人格之美的典型，其中阮籍更是秀出林外堪稱魏晉風度的突出代表。他的《大人先生傳》反映出魏末名士對理想人格之美的理解和追求。文章借蘇門先生之論，寄托了作者的意趣情懷。虛構的大人先生是作者心目中理想人格的化身。他“養性延壽，與自然齊光”，遠離俗世而塊然獨存，而文末的“超世而絕群遺俗而獨往”更可以看作阮籍的理想人格之美的基本特征。
與此相類的便是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這是他本人人格之美的真實寫照。他把自己喻作“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的禽鹿，又自述自己個性的“七不堪”“二不可”。何謂“絕俗”？這篇奇文便是最好的詮釋。
西晉文人多對王室采取美化、潤色態度，于是頌揚，應酬之風又起。晉初，傅玄、張華刻意求工，太康年間，潘岳、陸機又以擬古詩表現形式主義和唯美主義傾向，雖有“左思風力”，但無以改變文壇主流。西晉末，玄風盛行，“流成文體，淡乎寡味”的玄言詩步入詩壇。
（三）、東晉時期，安貧樂道，任真自然的人格美。
至東晉，玄學與佛學交相融匯，士大夫一般都儒玄雙修，且常與名僧切磋佛理與玄學。其時，阮籍、嵇康那種傲視俗世，耿介狷潔的人性光輝已漸消褪，代之而起的是那種“不以物務嬰心”的名士準則。庾亮是東晉明帝穆皇后之兄，在為鞏固皇權的斗爭中頗有建樹�？蓪O綽《太尉庾亮碑》卻濃墨潑寫“公雅好所記，常在塵垢之外，雖柔心應世、蠖屈其跡，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對山水。著意刻劃他超然無累的神情風度。身雖在廟堂之上，心神卻超脫于世俗之外，這一人格美的觀念正是名教與自然調和的產物，也是魏晉玄學“得意忘言”說影響人們立身行事的結果。
陶淵明更是魏晉風度的最杰出的人表。陶淵明深受玄風影響，又有儒家“君子固窮”的觀念，兼以長期躬耕田畝，這種獨特的哲學思想和深刻的人生體驗，形成其獨特的人格。任真自得，耿介狷潔，平和實際這三個方面融合為陶淵明獨具魅力的人格之美。他的《五柳先生傳》，以精粹的語言，為自己的任真自得的個性作了恰切的表述�！伴e靜少言，不慕榮利”寫五柳先生超出俗世的高潔志趣�！昂米x書、不求甚解；每有意會，便欣然忘食”，寫五柳先生讀書重意會，這也正是魏晉玄學“得意忘言”說影響學風的反映。五柳先生也喜酒，這也是魏晉名士的典型風度“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睂懳辶壬耐鼞训檬АＮ恼滦蜗蟮卣故玖颂諟Y明的人格之美——安貧爾道，任真自得，超世絕俗，不經意間體現了魏晉玄學的要旨，一個平和沖淡的人生意趣躍然士林百代之后，猶讓人低徊不已。
二、魏晉文學中人格美的實質 ———— 矛盾痛苦。
魏晉人格美之集大成者，可說日成于劉宋時代的《世說新語》，其資料不少于采自魏晉人手筆，它更多地記載了東漢魏晉時代士人的處世態度、生活習俗和文化趣味，筆墨簡練雋永，生動傳神。它從多個側面折射了魏晉士人的人格美，比如形上思辯，一往情深，任情率真，唯美人生，散懷山水，托意藝林，這種折射都源于一個共同的中心，這就是人的覺醒，尤其是個體自我意識的覺醒，他們以個體的眼光去觀察社會，觀察世界，審視自我，將視線從外部世界移至人的主觀世界，掀起了一個人性解放的潮流。
（一）、人格的覺醒，導致內心的矛盾和痛苦。
漢末講“神味”，建安時期“重才尚能”，魏晉之際竹名士企盼“超世覺俗”嵇、阮堪為代表，嵇、阮的本真狀態既不在其痛斥禮法，佯狂避世，也不在其謹小慎微，內心真正尊崇禮教，而在于這種既追求人性自然，又不能完全割舍名教的彷徨之中。矛盾，沖突是其真實狀態，所以能為青白眼的阮籍，不允許其子效法自己，更采取口不藏否人物的處世方式，甚至于子酒而甘當步兵校尉，以隱于朝的處在表現全其肉身；而向往澤雉靈龜之樂，希望超脫于世俗之外的嵇康，最終仍不免因那篇《與山巨源絕交書》的政治宣言書而身首異處，隱于市的愿望終歸破滅。嵇、阮的悲劇反映了士人的自我意識覺醒后，一方面導致了個體與社會的對立。另一方面也導致了士人人格的分裂。在士人身上似乎同時并存著兩個自我：一個日具有個體意識的，反叛的自我，一個是經由傳統熏陶的因襲的自我。前者追求人性自然，真正以個體為本位；后者屈從于社會規范，以傳統價值觀來決定取舍。前者近于莊，趨于避世；后者近于儒，趨于入世。正是這種人格和二重性決定了正始士的矛盾心態，而這種矛盾心態又使他們在現實世界中處于一種兩難境地，正所謂“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問題。
他們的自我意識愈是強烈，他們自身的困惑與痛苦就愈明顯，愈是難以排解，無奈之中，他們或服藥飲酒，或浸淫聲色，或托意藝林，或散懷山水，在此間使自已時不時地超于世俗之外�？梢�，所謂瀟灑風流，飄逸超脫不過是魏晉風度的外在形式，士人人格分裂所造成的困惑與痛苦才是其真正底蘊。
（二）、平和實際的心態迎得內心的寧靜和達觀。
陶淵明則不同于嵇、阮，他是魏晉風度的另一種類型，和平寧靜是他詩文的風格，也是他人格美的具顯現。在他的內心深處，仍有著一種難言的悵惘、悲哀。一方面他視功名如浮云；另一方面也不甘于虛擲一生。田園艱辛，他可以守固窮之節，事業無成卻始終是他才下眉頭卻上心頭和陰影。他不為五斗米折腰，同時又苦惱于“有志不獲聘”的現實人生。這種矛盾其實始終無法化解，他只是將其淡化，確切地說，他只是看開了，看淡了。他認為人生如夢如幻，并以此作為擺脫嵇、阮————士人兩難困境的手段。他在詩中說：“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歸田園居》）“吾生夢幻間，何事絕塵羈”（《飲酒》）“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陶淵明正是循此走向和平寧靜。
陶淵明是真正將玄學人生觀落實為現實人生的第一人，處末世而獨存，將耕織生活視為最高生活目標和最佳生活方式，作為士人，不僅真正超越了塵世，而且真正超越了自身。即使是不久于人世，他也有著生命意識的清醒和面對死亡的達觀，如“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啊。（《挽歌詩》）.
文學是現實生活的反映，魏晉文學所體現出來的人格美當然也是魏晉士人生活層面的折射。他們有滿腹的才學，有很高的俸祿和田莊，有名門望族，世家子弟的榮耀或名士的頭銜，但政治上卻因厭倦了刀光劍影而逐漸離開了權力的核心，這個篡奪不已的時代對他們而言只是換了個核心統治者而已。他們用清高風雅來尋求安慰。這正如宗白華所言“這是中國人生活史里點綴著最多的悲劇的時期，……社會秩序的大解體，舊禮教的總崩潰，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藝術精神的勃發，使我們聯想到西歐16世紀的‘文藝復興’。這是強烈、矛盾、熱情濃于生命色彩的一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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