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水滸傳》的招安結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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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梁山泊隊伍之所以終于接受招安,跟農民隊伍中較為普遍存在的不覺悟性也是分不開的。最突出的一點就是反貪官而不反皇帝。正因為如此,即使社會地位較低的人們也就可能接受宋江這樣看法和主張:皇帝是好的,只是奸臣不好;除掉奸臣,也就除掉“閉塞”天子的禍根。同時,梁山泊隊伍也只有歸順朝廷,才能報效國家,個人也才能爭得好的前途。總而言之,只有接受招安,才是一條“正路”。小說第十九回寫阮小五曾經唱出了這樣一首歌:
打魚一世蓼兒洼,不種青苗不種麻。
酷吏臟官都殺盡,忠心報答趙官家。
這首歌是很有代表性的,他認為酷吏臟官跟天子并沒有關系,認為只有酷吏臟官這樣一些虐害百姓的賊官才是應當殺盡的人,并且把消滅這些貪官污吏看作是一種“忠心報答趙官家”的實際行動。他還末能認識到,他所要忠心報答的趙王君和他的臣子們,包括朝王權奸和地方上的貪官污吏同屬于一個階級,實際上是不可分開的。他也沒有意識到,皇帝和他的大臣們,事實上不可能建造一個民主、平等的社會,封建統治階級對于起來^造**的革命者,不是鎮壓就是招安,即便是皇帝“恩賜”招安,也還是為了鞏固和維護封建王朝的根本利益。這正是封建社會里農民階級的歷史和階級局限性的表現。
此外,梁山泊隊伍之所以終于接受招安,從外部原因來說,主要是由于封建統治階級的拉攏、利誘。朝廷里的官員對梁山泊起義軍的態度是不同的,一派以蔡京、童貫、高俅為首的權奸主張剿滅梁山泊起義軍,這些愚蠢的家伙實際上根本不懂得如何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鞏固封建統治的地位。另一派是以宿太尉、御史大夫崔靖為首的開明紳士主張招安。招安既調動了梁山泊這支力量去抵抗遼兵,又緩和了階級矛盾,削弱了起義軍的力量,為日后朝廷對起義軍逐個收拾,各個擊破奠定了基礎,是一舉兩得的好辦法。
三、招安導致的悲劇結局及所揭示的意義
小說《水滸傳》從第七十一回到八十二回,為全書重要的轉折點,排座次是義軍興盛的高峰,招安大計就是在七十一回的“菊花會”上訂下的,從菊花會后,起義軍的政治綱領發生了重大的轉變,宣揚忠君思想和招安路線,一種悲劇的氣氛開始彌漫。結果起義軍在二贏童貫,三敗高俅的軍事全盛時期卻低頭接受了招安。招安并不意味著他們日后的生活是平坦的,他們仍處在高俅、蔡京等人的的官僚網的籠罩之下,危機四伏。《水滸傳》第八十三回至百十九回,主要寫宋江等受招安后,奉命征遼,平田虎、滅王慶、擒方臘等等。起義軍接受招安后,立即打著“順天”、“護國”兩面大旗,氣宇軒昂地開向東京,未冊封就奔向疆場,在征遼的戰爭中大獲全勝,一百零八位兄弟不折一員。至此,遼國郎主派歐陽侍郎前來進行招降,宋江不但拒絕遼主的招降,而且還嚴肅批評了在思想上發生動搖的吳用,他說:“軍師差矣!若從遼國,此事切不可提。縱使宋朝負我,我忠心不負宋朝。日后縱無功賞,也得青史留名。若背正順逆,天不容恕!吾輩當盡忠報國,死而后已!”這是他和吳用共事以來,在重大原則問題上第一次出現分歧。在宋江看來,忠于皇帝、忠于宋朝和忠于國家、忠于民族是一回事,這是他的歷史局限性,也是他的悲劇的根源。
盡管在征遼戰爭中,梁山泊義軍立了赫赫戰功,但由于蔡京在皇帝面前的讒言,梁山泊一百零八位好漢只有宋江、盧俊義兩個人得以“隨班朝賀”。朝賀回來,宋江心中愁悶,面帶憂容,吳用問故,宋江嘆道:“想我生來八字淺薄,命運蹇滯,破遼平寇,東征西討,受了許多勞苦,今日連累眾兄弟無功,因此愁悶。”朝廷對梁山泊義軍的態度,引發了宋江的憂慮和許多將領的不滿,李逵心直口快,埋怨宋江主張招安是失策,并且建議重上梁山。他說:“哥哥好沒尋思!當初在梁山泊里,不受一個人的氣,卻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討得招安,卻惹煩惱。放著兄弟們在這里,再上梁山去,卻不快活!”雖然宋江對宋室朝廷所表現出的冷漠態度感到憂心忡忡,但他的忠君思想仍占上風,兄弟們的話他哪里聽的進去,李逵說這些話,自然是會遭到宋江的喝斥的。
宋江招安后的處境與忠君思想之間的矛盾,使他一步一步地陷入痛苦的境地。第八十三回寫宋江手下軍校與克減御品、侮辱梁山義軍的廂官相沖突,一怒之下把廂官殺了,宋江責備他“做了這等勾當,如之奈何?”那軍校“叩首伏死”。小說寫宋江痛苦地哭道:“我自從上梁山泊以來,大小兄弟,不曾壞了一個。今的一身入官所管,寸步由我不得,雖是你強氣未滅,使不的舊時性格。”終于那軍校痛飲一醉,教他樹下縊死,然后斬頭來號令。
《水滸傳》第九十一回到百十九回主要是寫梁山泊義軍破完遼后,朝廷隨即又派他們去平田虎、征王慶、擒方臘等事。在平田虎、征王慶的作戰中,梁山泊義軍又取得勝利。但起義軍并未因作戰有功而受朝廷重用,相反朝廷卻處處設關卡刁難起義軍。奸臣蔡京奏過天子,在城門上出榜禁約“凡一應出征官員將軍頭目,非奉上司明文呼喚,不許擅自入城”,違者治罪,看到這一禁約,從將焦躁起來,“盡有反心”。李俊、張橫、張順等與吳用商議,大意謂“朝廷失信,奸臣弄權,閉塞賢路,我等破遼之后,又平田虎、王慶,如今卻遭如許禁治,不如背著宋江,就這里殺將起來,把東京劫掠一空,再回梁山泊去,只是落草倒好。”吳用不敢主張。之后他私下與宋江言談,透露兄弟們受招安后,為國出力,卻受到拘束,不能任用,“兄弟們都有怨心。”宋江卻說,“若是弟兄們但有異心,我當死于九泉,忠心不改!”隨后又召集眾將,苦勸大家服從朝廷“出榜禁治”,最后斷然表示:“你們眾人,若嫌拘束,但有異心,先當斬我首級,然后由你們自去行事;不然,吾亦無顏居世,必當自刎而死,一任你們自為!”眾人見宋江如此,俱備垂淚設誓而散”。這些一方面說明了朝廷對義軍的態度出爾反爾,不守信用,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宋江忠于皇帝效忠于朝廷的思想已到了頑固不化,無可救藥的地步,也預示了梁山泊起義軍悲劇結局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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