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探杜甫詩歌的現實主義精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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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杜甫詩歌的現實主義精神
杜甫是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最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他繼承并發揚了《詩經》以來的現實主義傳統，是現實主義的集大成者，現存詩1400余首，他的的詩歌深刻地反映了唐朝由興盛走向衰亡時期的社會面貌，具有豐富的社會內容，鮮明的時代色彩和強烈的政治傾向。他的詩激蕩著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熾熱情感和不惜自我犧牲的崇高精神。因此，被后人公認為“詩史”，在藝術創作方法上，他集前人之大成，開后人無數法門，史稱“渾涵汪茫，千匯萬狀，兼古今而有之。”(《新唐書》文藝傳)他窮極筆力，創作了《兵車行》、《春望》、“三吏”“三別”等大量憂國憂民、抨擊時弊的輝煌之作，充滿著強烈的現實生活氣息。其詩風深沉，筆調客觀，辭警意豐，“或雄渾、或悲壯、或奔放、或瑰麗、或質樸、或古簡、或輕靈，無不達于勝境”。在他那感時傷世的詩作中，滲透著濃烈的愛國主義精神。他不僅把現實主義推向了詩歌領域的巔峰，而且將唐代詩歌的思想成就提高到了極點。
一、杜甫的的生平與思想傾向
杜甫，字子美，祖籍湖北襄陽，出生于河南鞏縣，曾寓居長安少陵，故稱杜少陵。他年輕時便樹立了濟時用世，輔弼君王的宏大理想，“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詩人從小“群書萬卷常暗涌”的刻苦學習，為他的創作準備了充分的條件，結束書齋生活后，他又進行了長達十年以上的“壯游”生活，在此期間，他與高適、李白等人登高懷古、飲酒賦詩、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這不僅充實了他的生活，也擴大了他的視野和心胸，為他早期詩歌帶來相當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流露了詩人的雄心壯志。
杜甫走向現實主義，是從三十五到四十四歲十載長安的困守開始的，天寶六載，玄宗詔求天下通一藝者詣京應試，，杜甫為實現政治抱負，前去應試，李林甫為證明“野無遺賢”，讓所有應試者落第，杜甫不僅不能實現他的抱負，而且開始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屈辱生活，在饑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想退隱，作一個“瀟灑送日月”的巢父許由，但“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的使命感讓他堅決地走上了積極入世的道路，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廠杜甫，使他逐漸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了人民的痛苦，也看到了統治階級的罪惡，從而寫出了《兵車行》、《麗人行》《赴奉先詠懷》等現實主義杰作。十年困守的結果，使杜甫變成了一個憂國憂民的詩人。這才確定了杜甫此后生活道路和創作道路的方向.
從四十五到四十八歲，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這是安史之亂最劇烈的時期，國家岌岌可危，人民災難慘重，詩人也歷盡艱險，他和人民一同感受國破家亡的痛苦。他血淚相和，寫下了《悲陳陶》、《哀王孫》、《悲青坂》等詩篇，脫險后,被任命為左拾遺，后因疏救房官，幾受刑戮，在長安收復后的次年，又被肅宗貶為華州司功參軍。此后他寫成了不朽的詩篇《三吏》、《三別》等。
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一方面還勉勵人民參戰，由于深入人民生活，并投入實際斗爭，這就使他寫出《悲陳陶》、《哀江南》、《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馬》和“三吏”“三別”等一系列詩篇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愛國精神，并達到了現實主義的高峰。
從乾元三年(760)至大歷五年(770)，是杜甫飄泊西南的時期，在飄泊轉徙的歲月中，他總是在關懷著國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在漂泊十一年間，他竟寫了一千多首詩，直到大歷五年，病死于舟中，這是他創作豐收的時期，詩人憂國憂民的思想更深遂了，詩風也更蒼老沉郁了。
受家庭影響，杜甫的儒家思想根深蒂固，他愛國憂民之心有如“葵藿傾太陽，物性固難奪”，從以上簡單的敘述，我們已看出杜甫和人民的關系和他如何成為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的過程。
總之，用杜甫自己的詩來說“窮年憂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濟時肯殺身”是—貫的精神，“致君堯舜卜，再使風俗淳”是他最高的理想和主要手段，“少陵有名皆憂國”(周紫是《亂世并得陶杜二集》)這正是杜甫現實主義詩歌的精髓之所在。
二、杜詩的思想性
杜詩內容博大精深，“安史之亂”前后各種各樣的社會矛盾和社會生活都在他的詩中得到廣泛而深刻的反映，他的詩歌確實稱得上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詩史，他的作品具有高度的人民性，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赴奉先詠懷》)心懷對人民的深刻同情，是杜甫詩歌的一個顯著特征，在“三吏”、“三別”中，詩人塑造了無家可別的壯丁、晨婚暮別的新婦、采蕨負薪的寒女等大量貧苦的百姓的形象。通過這些形象來反映人民的思想情感，表達人民的愿望：“誰能扣君門，下令減征賦”(《宿花石戍》)“安得務農息戰斗，普天無吏橫索錢”(《晝夢》)，“安得壯士挽天河，凈冼甲兵長不用”(《洗兵馬》)。在詩中表現如此眾多下層百姓的形象，這樣真實廣泛地反映他們的思想感情，是使其他詩人難以望其項背。他還一針見血地揭露了封建社會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的階級對立這一根本矛盾：“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高馬達官厭酒肉，此輩杼柚茅茨空”(《歲晏行》)。
他不僅體貼農民的“困窮”，更指出了造成人民“困窮”的根源，即階級壓迫和剝削：“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大家，聚斂貢城闕”(《詠懷五百字》)統治階級的窮兵黷武，無休止的征戍徭役使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百姓流離失所、家破人亡。杜甫在多年饑寒的體驗中，加深了對人民的同情，當茅屋為秋風所破時，他卻發出了這樣的宏愿：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現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他寧愿“凍死”來換取天下窮苦人民的溫暖，表現了詩人推已及人的崇高情操。
其二“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歲暮》)——關心社稷，憂念時局，杜甫愛國主義思想的體現，是杜詩內容的一大特色，也是它成為“詩史”的重要原因。
杜甫是一個不惜自我犧牲的愛國主義者，他的詩歌滲透著愛國的血誠，可以說，他的喜怒哀樂是與祖國命運的盛衰起伏相呼應的。因此，杜起龍稱：“少陵之詩，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會寄焉者也。”當國家危難時，他對著三春的花鳥會心痛得流淚，如《春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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