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學前特殊兒童的教育(一)

論學前特殊兒童教育

摘要：特殊教育在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文化淵源，其發展經歷了萌芽、誕生和發展等階段。新中國成立尤其是改革開放后，特殊教育在我國取得了長足發展。隨著教育改革的深入和教育民主化的推進，更應致力于構建中國特色的特殊教育，為障礙者和殘疾者提供滿足其需要的教育。

超常兒童的記載，盡管方中永的早慧因為教育失誤和他自身驕傲而使其成為一個平庸者，但從另一側面反映出特殊教育在特殊兒童一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我國古代有開明的殘疾人政策。夏商周時期有減免殘疾人稅收的規定，《周禮·地官·大司徒》記載：“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日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日恤貧，五日寬疾，六曰安福”。這種政策到春秋時就有了問疾、養疾（收而養之，官之衣食）之舉。從秦漢到明清，開明統治者都設置了專門機構去關注殘疾人的生存狀況，對殘疾者賜谷、設“悲田制”、“福田制”和“養濟院”等。我國古代在用人機制上對殘疾人一視同仁，周代就有盲人擔任樂師和相應官職，孫臏和司馬遷是肢體殘疾者，受刑后仍被重用。 

特殊教育的早期階段：現代特殊學校的產生 

      漫長的封建社會，特殊教育發展異常緩慢甚至停滯。直到1874年，蘇格蘭教會人士穆威廉在北京建立“瞽叟通文館”（現北京市盲人學校）、1887年美國傳教士梅爾斯夫婦(在山東登州（蓬萊）建立了“啟喑學館”（煙臺市聾啞中心學校）。20世紀初，張騫、周躍先等人率先創辦特殊學校。1921年江蘇省立第三師范附小為弱智兒童開設的“特殊學級”，揭開了中國特殊教育各領域發展的新紀元。   中國近代制度化的特殊教育源于學習西方，1922年“新學制”的“附則”中提出應注意特種教育，這是我國學制史上的特殊教育。陳鶴琴于1934年7月至1935年3月間出席了國際幼兒教育會議，并到英國、法國、比利時、荷蘭、德國、丹麥、前蘇聯、波蘭、意大利和瑞士等11國進行了教育考察后，于1935年8月10日在《對于兒童年實施后的宏愿》中提出：“愿全國盲啞及其他殘廢兒童，都能享受到特殊教育，盡量地發展他天賦的才能，成為社會上有用的分子，同時使他們本身能夠享受到人類應有的幸福”。這標志著我國教育研究者將研究對象從健康兒童轉向特殊兒童，這是教育民主化和人類進步的體現。具有現代意義的特殊教育學校正是在中國這一特定矛盾的文化氛圍，低經濟水平和動蕩的社會環境中艱難地發展。   早期中國人自己創辦的特殊教育學校，承擔起了特殊教育師資的培養及培訓任務，致力于通過辦學來建構特殊教育體系。劉先驥于1916年在湖南創辦的導盲學校，是我國早期創辦的特殊學校之一，1921年又增設了師范部，培養特殊教育師資。實業家張騫也于1916年創辦了南通盲啞學校。陳鶴琴(1892—1982)從致力于中國教育科學化和民主化角度出發，十分關愛特殊兒童，是站在中國兒童教育發展高度將幼稚教育、國民教育和特殊教育并列為兒童教育的第一人，充分認識到發展特殊教育對社會進步的價值，積極呼吁社會關應注特殊兒童教育和發展。他認為，只有關注特殊兒童心理的教育才是科學的教育。他在上海國立幼稚師范專修科講授兒童研究課程時，專章講述了低能兒童問題：特殊教育不僅要關注他們的身體缺陷，更要關注他們的心理。因為特殊兒童具有許多不同于正常兒童的特殊心理，特殊教育要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他還對耳聾兒童、口吃兒童和低能兒童的心理進行了研究。 

特殊教育的發展階段：現代特殊教育體系到新中國成立前，共有42所盲聾學校，2380名在校生。舊中國的特殊教育學校僅僅局限于盲聾兩類兒童的教育，且盲、聾學校多為私立學校。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于1951年簽署了《關于學制改革的決定》，規定設置聾啞、盲人等特種學校，標志著特殊教育成為新中國國民教育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特殊教育的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尤其是1988年，第一次全國特殊教育工作會議的召開，在我國特殊教育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 

      從新中國初期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特殊教育學校一直是我國大陸實施特殊教育的主要形式。從1954年到文革前，前蘇聯留學生在北京和上海曾進行了弱智教育實驗。1979年開始，北京創辦了弱智兒童特殊教育班，1983年開始建立首批培智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