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學校管理權的理論思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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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與學校之權力劃分上的權力收放，其核心是利益爭奪，但后果卻關乎教育改革之成敗，不可等閑視之，不可漠然處之。而如何成功的解決這個問題，卻正是本文所要認真討論的話題。我認為要處理好管理中的各種問題，必須處理好政府與學校之間的權力分配關系及學校權力之監督問題，具體講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從理論上厘清是非觀念，把權與利剝離，而與貢獻高低和責任大小統一。“有了權就有了一切。”是林彪出于攫取最高權力之需要而對中國幾千年封建集權專制制度的“精辟”總結。漢高祖劉邦本是鄉間的市井無賴，常受父母責罵，說他的日子過的不如老二好。他取得天下后，譏問父母：“吾孰與仲大？”意思是“我與老二，哪個人的家業大？”這些話，骨子里面就是：權力意味利益、代表利益。所以，人人拼死爭權。李瑞環同志指出：改革就是利益關系的調整，開放就是對異質文明的吸收。我認為，鄧小平同志說的吸收全人類一切有用的東西為我所用，就包括對異質文化，特別是西方權力文化的吸收。西方社會自孟德斯鳩、伏爾泰，特別是美國《獨立宣言》發表以后，就把權力與利益脫鉤，而把責任和貢獻統一。美國總統的權力很大，但待遇卻不高，工資還沒有大學教授高。“微薄”的工資是對他的責任與貢獻的補償。但這與一個有知識產權如著作權的教師相比，要小得多。深受西方文化浸潤的清華大學校長、大教育家梅貽琦認為，校長的職責不是當官管人，而是給教授上課端凳子。這與鄧小平同志管理就是服務的思想基本一致。胡錦濤同志3月4日在提出“八榮八恥”講話中，先對權力就是服務而不是爭利做了充分的闡述，然后才提出著名的“八榮八恥”觀。權與利分離，權與服務統一，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是我們黨一貫的宗旨。改革既然是利益分配關系的重要調整，就一定要體現權力就是服務，而不是攫錢，將權與利脫節、剝離，而與“服務質量”統一，這樣圍繞在政府與學校之間的權力收放之扯皮現象以及由此而來的消極效應就會容易解決。權與利之統一，是放權與收權矛盾的死結。也是解決這個問題的突破口，可是要做到這一點談何容易，領導坐的車，使用的手機，住的賓館，都有嚴格的區別，連幾歲的孩子都知道正校長坐啥車，副校長坐啥車。而老百姓眼中，政府就是權力，權力就是利益。下面各個學校，校長權與利之大小，先得看你的學校的級別。這種積習，來歷既久，根治不易。
第二，深化辦學體制改革，這是當務之急，也是《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在十多年前就明確提出來的。控制論認為，結構決定功能。例如美國，公有制學校一律免費，上學者全是普通人民子弟；私立學校一律高收費，雖是義務教育階段，但家長繳費與學校收費，對私立學校而言，是十分正常的。這樣，國家對基礎教育的撥款是個定額，私立學校省下的教育經費就自動流向公立學校。學校經費充分，客觀上也不易使學校胡亂收費了，更重要的是，不管是公立還是私立，教育經費的爭取與收取，是以你的學校的辦學質量與社會信譽等級來爭得的。學校教育質量高，社會信譽高，自然就吸引更高的政府撥款與學生學費。那么學校教育質量與社會信譽從何而來？主要來自兩個方面：督學（專家）評價與學生家長（社會）評價兩個方面。督學工作，像法院審判一樣，獨立行使，甚至教育行政機構也得受督學評估。社會評價則形成投訴機制與家長委員會評價制度，其工作也是獨立的。反觀我國，一切都是政府說了算，督學只是走形式，根本不能獨立行權，更不能監督政府。這就客觀上助長了學校媚上唯上之風氣。這種體制之弊，主要在政府集權，在于教育機構單一，在于監督職能不能獨立行使權力。
在我們寶雞市，民辦學校，管理干部與普通教師是1：15，師生比是1：25；公辦學校卻是：管民比為8：1，師生比是1：3，這是多大的反差呀。公辦學校，人人爭官、封官許愿是校長的“管理手段”，以此籠絡人心，有時也是迫不得已，上級往下壓，往來派，你能不接受么？而民辦學校卻是校長一人說了算，不存在跑官、要官、封官、派官等事。公辦學校中，只要“上層路線”走得好，境遇就會大為不同。所以說，體制改革是處理好政府與學校分權問題的又一關鍵。民營學校與政府就沒有多大的權力分劃，公辦學校卻斬不斷、理還亂，分分劃劃，當斷不斷，難以決斷。另外，不能獨立行使學校評價，確定學校利益大小及教育資源分配也是教育結構不合理的又一方面。在私立學校，教師敬業樂群，工作責任心強。為什么，如果他不這么做，校長會炒他魷魚，這與美國人人可以罵總統，誰也不敢罵老板是一樣的。校長為什么對教師這么“苛刻”？因為校長要考慮自己學校的“生死存亡”。而公立學校則相反，教師工資是國家發，不是校長說了算，校長對教師駕馭能力就相對弱一些。況且校長也沒有必要去因工作問題過分碰硬，去得罪教師。反正學校也不是我校長的，我不必考慮學校生死存亡，這是上級考慮的。
第三，依法治教，而不是以政策治教。政策簡單講，就是“政治策略”，是由政府官員制定的，具有權宜之計的策略或手段，因人而異，人亡政息，此一時，彼一時，彈性很大。我們國家在政府與學校權力劃分上反反復復，糾纏不清，與經常性的政策指導不無關系。今日放，明日收，全因政府官員個人決定。但法制社會就不會是這樣，法律具有剛性、穩定性特點，它不會因人而異，也不會因時而異，具有權威的不可變通的特點。什么人上臺執政，不管其個人風格變化多大，都得在法律所允許的自由空間內發揮，不能有越權藐法的事。我們應該把政府職責、權力、利益與學校職責、權力、利益用法律劃分得清清楚楚，讓人人心知肚明，心中有數，特別是政府，要帶頭守法，才能處理好政府與學校的權力之爭。目前的問題是政府權力過于集中，把本應已經由法律規定的權力仍然沒有劃分給學校。例如校長負責制，其實是校長“管理”制、看守制，為什么？校長沒有人事權，想要的教師要不來，不想要的教師辭不掉。職稱評定、工資高低，校長無權定奪，，甚至連說話機會都沒有，怎么“負責”呢？“負責”什么呢？就是校長本人的任免去留，還不是主管上級的一句話？有政策沒法律或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校長奈何政府不得，只好忍氣吞氣，唯政府之馬首是瞻了。當然，政府也有自己的苦衷，那就是不敢放權，這不單純是自己利益受損，還有一層，就是擔心一放就亂，哪怕一收就死，不敢一放就亂。亂收費，亂進人，亂建設，反正校長一枝筆，于是問題叢生。所以政府寧可違法攬權，決不輕易放權，這都是法制不健全的結果。
第四，政府必須向學校放權，但不是向校長個人放權。校長是學校的法人代表，不是學校本身。之所以會出現政府攬權不放與不放就死、一放就亂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政府放權的對象是校長，而不是學校。校長的管理對象首先是教師，校長無權，管不住教師；但校長一旦有權，又實行一言堂、搞獨裁或腐敗。關鍵是校長只對上負責，不對下負責。校長不受教師的監督，在校長去留升遷問題上，教師沒有發言權。沒有權力制衡機制，就在一定范圍內一定程度上成為獨裁，導致腐敗。監督校長的直接而有效的形式，就是實行教師民主參與管理，實行校政公開。在校長升遷去留問題上，讓教師有發言權。如果校長的直接利益掌握在教師手中，校長處于教師的監控中，校長才會有敬畏意識與服務意識。目前的情況遠遠不是這樣，校長升遷去留，工作評價好壞，完全由上級說了算，這就造成教師怕校長，校長怕上級的局面。教師偶爾斗膽揭發校長的不當行為，弄不好會使自己遭殃。民主的高素質的校長會采取理性態度，正確對待；專制的低素質的校長還會挾私打擊，威脅教師，關鍵是教師對學校事務沒有發言權。這樣的政府放權，確實不如不放。政府放權，就要放徹底，放到教師層次，調動廣大教師工作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才是提高教育質量，降低教育成本，節約教育資源的長久之計。
在我上中學時就聽老師講“小孩子都是天生的哲學家”，直到上專科時從教科書上讀到這句話，卻總不能很好的理解。直到我當了近十年教師而刻意學習管理學時，想起自己幼年時的發問與“管理”體驗，我對這句話才有了理解。孩子們所提出的問題往往是人生大問題。例如管理就是多數人聽一個人說話，為什么說要聽他說話這就涉及到“權力”——這個管理的核心。沒有權力就沒有管理，就是無政府狀態。所以必須讓一切處于管理位置上的人擁有足夠權力，而怎樣讓擁有說話權的人不胡說、不腐敗，又得對他進行約束制衡。制衡的力量來授予其權力的一方與接受其管理的一方，而以后者更直接有效。無權不能進行管理，有權不受監督又易生腐敗。政府要放權給學校，讓校長有足夠的管理權，讓教師有足夠的監督權。既防止了政府腐敗與瞎指揮、低效率，又提高了教育效益，節約了管理成本，防止了教育腐敗。這與我的青少年時期的管理體驗并無二致。
總而言之，權力就是管理，沒有權力，就無法管理。而管理首先是一種服務，根據你的服務質量決定應得利益大小而不是用權力去尋租。權力必須受到監督，這種監督必須來自學校內部。使校長和教師之間雙向互動，校長擁有人事權、行政權、財務權，而教師擁有評議權、知情權、監督權。變校長對上級負責為對學校負責。我國目前的情況是在教育系統內，政府權力過于集中。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講，管了許多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學校沒有權力，廣大教師的工作積極性受抑，他們只有工作的義務，沒有參與學校管理的權力，在自己的工作范圍內，自己也不能做主，嚴重挫傷了教師的主人翁心態，他們處于受抑地位，于是就有消極怠工之事發生，或者采取旁觀心態去應付。所以，政府要大膽放權，而且一放到底，放到最基層的教師層次，才能把學校教育工作做好。當然校長也有校長的難處，權力不到位，特別是人事權不到位，在教師去留、升遷、待遇上，自己沒有發言權，教師“不怕”校長，又如何管好教師呢？所以，政府要將學校管理權下放給學校，屬于校長的給校長，屬于教師的給教師。用一句西方的格言說：“把上帝的歸上帝，把愷撒的歸愷撒。”校長有權管理，有權服務，但卻無權腐敗，無權尋租，因為教師有權監督，有權評議。雙向互動，相得益彰，學校管理就步入良性軌道。目前的死結是政府集權，把屬于校長的權力沒給予校長，把屬于教師的權力沒給予教師，這才造成學校管理的被動局面，甚至是某種程度上的“無政府”狀態。對此，我發表個人的一孔之見，拋磚引玉，就教于方家。

參考文獻
1 《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
2 周三多：《學校管理學》，中國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二版
3 陳孝彬：《教育管理學》，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8，修訂版
4 陳琦：《教育心理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
5 成有信：《教育學原理》，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8
6 蔡永紅：《管理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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