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詩詞思想的研究 (2)(二)

在杜甫的作品中，以描述戰爭的詩占有很大的數量。這又是和詩人關懷人民的痛苦，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天寶年間，唐代專制當局屢次用兵吐蕃，造成人民沉重的軍役負擔，因此詩人從較早的作品開始，就為人民控訴封建統治者的窮兵黷武：“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又說：“殺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疆，茍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前出塞》）統治者向外征伐，曾在天寶十載(751)征南詔的戰役中遭到大敗，楊國忠一面掩瞞事實，一面征兵再戰，便派御史分道捕人，押送軍所，造成“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的凄慘景象，詩人把這一切曾集中地表現在《兵車行》一詩里：“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道上干云宵。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巳。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雖有問，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在唐代，給人民帶來苦難最深的，還是由于統治階級的腐敗所引起的各種內亂外患。歷次戰亂，造成了“人煙斷絕，千里蕭條”的慘狀。這種情形在杜甫的詩中得到了深刻的反映。詩人曾經從多方面為我們描畫出那個充滿了人民的血和淚的時代，這就是：

“路衢唯見哭，城市不聞歌。” ----------《征夫》 （注釋：路衢：四通八達的道路。）

“萬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積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鄉為樂土，安敢尚盤桓。

棄絕蓬室居，塌然摧肺肝。”（注釋：被岡巒：布滿山岡。丹：紅。流血多，故川原染紅。

盤桓：留戀不忍離去。蓬室：茅屋。塌然：形容肝腸寸斷的樣子。摧肺肝：形容極度悲痛。）

                                                         ----------《垂老別》 

特別可貴的是：詩人不單單是反映了戰亂給社會所帶來的殘破景象，而且更表現出階級矛盾因此變得更加尖銳。由于連年戰亂，人口銳減，壯丁尤少，于是統治階級便用殘暴的手段，把結婚才一天的丈夫，還沒有成年的“中男”，以至年老婦人都一齊強征入伍或服役。這一切都反映在著名的組詩“三吏”、“三別”中，尤其在《石壕吏》這首詩中，表現得最是集中、最是深刻：“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墻者，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勇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唯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婦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除安史之亂外，唐代地方軍閥的叛亂，吐蕃、回紇的入侵，這許多戰亂給人民所帶來的災害，也無不在詩人的作品里得到反映。更重要的是，他還在詩中揭露出“官軍”原是和敵軍一樣地殘害人民：

“殿前兵馬雖驍雄，從暴略與羌渾同。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 

                                                       ----------《三絕句》之三 

    由于杜甫看到人民在戰亂中所受到的災難太深太重了，所以他熱切盼望戰亂平息，好讓人民能夠過太平的勞動生活。他在詩中，不斷地喊出了這個代表著當時人民愿望的呼聲：“安得壯士挽天河，盡洗甲兵常不用”（《洗兵馬》）、“安得務農息戰斗，普天無吏橫索錢”（《晝夢》），直到詩人老年，也一直沒有停歇過這樣的呼喊。值得注意的是，詩人并不是一味反對戰爭。當安祿山率領胡兵，踐踏著祖國的土地，在這個大敵當前的時候，詩人一方面看到人民在官吏的橫暴下被強征入伍，情形十分悲慘；但另一方面他又懷著沉痛的矛盾心情，在《新婚別》等詩中，勸人民去從軍，平息這一給國家民族帶來極大禍害的叛亂。正是因為詩人對人民懷著這樣深厚的感情，因此，當他聽到有人建議唐代宗遷都洛陽，取其地勢險固，他卻表示反對，認為只要減少對人民的剝削，實行良好的政治，天下就能安寧；所謂“盜賊”，其實是逼得無路可走的人民。這就是他在《有感五首》中所表現出來的光輝思想：“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

 二.以詩詞表達憂國憂民的思想感情

    杜甫還有另一類詩就是反映時事的詩，在詩人的作品中，一貫地表現著對政治的深切關懷，還在安史之亂前夕，當詩人看到以唐玄宗為首的統治階級日益走向腐化時，就為國家的命運感到深深的憂慮了：“回首叫虞舜，蒼梧云正愁。惜哉瑤池飲，日晏昆侖丘。”（《同諸公登慈恩寺塔》）像這樣一類感時憂國的詩篇，在詩人的作品中占有很大的數量，這在中國古代詩人中是顯得非常突出的。因此，杜甫是我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政治詩人。關心社會時事，關心國家大計，在詩人說來是一種不可阻止的、自覺的要求。詩，在杜甫的手里，不僅是抒發感情、摹寫物象的工具，而且也是干預時事、指責國政的手段。如在《塞蘆子》中，他為蘆子關的疏于防守深感焦慮，指出它在軍事上的利害得失；在《悲青坂》中，他殷切地希望唐軍不要倉卒出戰，要等時機舉行反攻；由于詩人一直沒有機會在政治上實踐自己的抱負，在左拾遺任上，他的直言肯諫，反遭到皇帝的疏遠；因此，他的“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的胸懷，只好常常寄托在朋友的身上。當他送嚴武入朝時，在詩中說：“公若登臺輔，臨危莫愛身”。有時，沉重的生活把詩人壓得喘不過氣來，或者是生活上稍微得一些安逸，詩人也曾經出現過一些消極遁世的念頭，甚至還冒出過一點道家或佛家思想，如“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愿聞第一義，迴向天地初”等等，但這不過是生活中的一瞬，從詩人的琴弦上經常彈出來的總是憂國憂時的深沉音調。

正是由于詩人對祖國愛得深，所以當國家殘破時也就痛得深，寫出來的詩也就特別感人：“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春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