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水滸傳》的忠義觀01(二)

宋江出身于地主家庭，“幼政經史”，加之做過小吏，與封建統治階級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他的靈魂深處，有著“濃厚”的“忠君孝親”的道德倫理思想。在他身上，如果說“義”使他結交江湖，濟困扶危，樂善好施，反抗現實，那么，“忠”則使他認為^造**是大逆不道，雖然在被逼無奈的情況下，勉勉強強上了梁山，也是身在梁山之中，心在朝廷之上，念念不忘“改邪歸正”，效忠朝廷。

文中敘述宋江身上的“忠”和“義”，是從亡命落草到后來的招安這一階段表現最為明顯，斗爭最為激烈。當宋江因怒殺閻婆惜逃走江湖、四處流浪，再到后來亡命清風寨時，宋江性格中的反抗思想和兄弟之義占了上風，只是這種狀態不久即為宋太公的一封家書所扼殺。出于忠孝，宋江一再拒絕了晁蓋等人邀其上山的建議，寧可淪為朝廷的囚徒，也不肯落草為寇與朝廷為敵！這種“孝”的內涵，骨子里是對封建王朝的“忠”，而這種思想上的“忠”與行動上的不忠矛盾地糾纏在一起。落草之后，宋江充分發揮了他的領導才能，整飭山寨，訓練隊伍，親率義軍攻城掠地，打敗官軍，嚴重威脅到宋王朝的生存。為了壯大自己，他又不擇手段地籠絡人才，將宋朝的統軍將領呼延灼、關勝等“逼”上梁山。為了招納盧俊義上山，一方面，宋江大展“義”舉，使盧俊義感激非常，另一方面又派人在他北京家中題下反詩，斷其歸路。他一方面自稱朝廷罪臣，輒稱“小吏”，稱自己不得已暫居水泊，另一方面，卻又轟轟烈烈大造朝廷的反。無論宋江骨子里如何忠于朝廷，他的行動卻把他置于統治階級的對立面，正因為如此，招安以后，四大奸臣始終對宋江心存芥蒂，他們怎么能容忍一個造過朝廷反的人和自己同殿稱臣呢？另一方面，正當起義軍取得三敗高俅，兩贏童貫的輝煌勝利之際，宋江的思想與行動卻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童貫是個大奸臣，按前七十回的原則，梁山英雄一定會抓緊機會殺死童貫以謝天下，可這里的宋江卻有意讓童貫逃歸，童貫手下的大將鄷美也被釋放，甚至還求鄷美“望將軍回朝，善言解救”。尤其荒唐的是，當梁山好漢將頭號大敵高俅抓住后，宋江沒有殺他，反而“納頭便拜，口稱死罪”，還要“萬望太尉慈憫，救拔深陷之人，得瞻天日，刻骨銘心，誓圖死報”，又是一再設宴，“肉山酒海”地招待，并且“大小頭領，輪番把盞于殷勤相助”。對一個聞名天下的大奸臣如此低三下四，肉麻殷勤，這樣的人與奸臣本人又有何異？置兄弟之義而不顧，只為自之落得個忠孝之名，這樣的人又何有“義”字可言？別說曾與奸黨殊死戰斗的英雄不會如此，就是一個清高的封建士大夫也會對這樣的奴才嗤之以鼻的。為了表明自己的忠心，他在官軍不能消滅自己的情況下投降。可見，他是把梁山義軍的一切勝利當作了向朝廷投降的資本。招安之后，他又馬不停蹄地為統治者破了大遼，平了方臘，不是一次證明他的忠心嗎？可惜這只是宋江的一廂情愿！事實上，宋徽宗這個無道之君再糊涂，有一點卻表現的非常清醒，那就是從未信任過宋江！宋江的悲劇其實在冥冥之中早就注定了，只不過他并不自覺，反以“義”為借口，讓眾多梁山兄弟成了“忠”的祭品。自己死之前還為李逵準備了毒酒，在這種情況下，李逵卻說出了“罷、罷、罷，生時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個小鬼”的豪言，而吳用、花榮卻在宋江墳頭自縊而死，更是讓人動容，這是義舉，但在我看來，這是“被人賣了還幫別人數錢”的愚昧，更是悲哀。造過朝廷的反，是為不忠；投降朝廷，任人宰割，是為不智；讓眾兄弟因他而死，是為不義。而他偏偏以“忠義”相標榜！綜上所述，對宋江忠義思想發展過程的分析，不難看出，忠義固然是宋江性格的核心，但忠與義的矛盾卻始終存在著，只不過在各個時期的側重點有所不同罷了。而 忠對義的主導作用，又使得宋江一人充滿悲劇色彩，而《水滸傳》也在這種悲劇色彩中落下了帷幕。《水滸傳》忠義觀的形成由來已久。其中 “忠”與“義”的思想也是復雜的。文中所有的忠義、不忠不義

參考文獻

1. 施耐庵 《水滸傳》 1992年版

2. 魯迅  《中國小說史略》  1981年版

3. 袁沛霈  《中國文學史》   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