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論汪曾祺小說的語言特色(一)

論汪曾祺小說的語言特色

【內容摘要】：汪曾祺的小說儉省、疏放、淡遠，而又從中透出凝重、顯現奇崛。在其小說中，我們能夠發現蘊藏在文中的真、善、美。作者傳承著祖國的傳統美德和傳統文化，以極其虔誠的態度來表達其內心對生活的熱愛、對人性的贊美。汪曾祺的小說語言優美，不管是敘述事件還是描繪景物，是寫對話還是描寫人物，都顯示出和諧、風俗的風格。

【關鍵詞】：小說語言 真實性  文言文   人性美    和諧與風俗

汪曾祺就像是一陣清風在新時期的文壇上刮過，讓人眼前為之一亮。許多人都喜歡汪曾祺，十分喜愛他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小說。他的小說語言如同是鋪在池底的鵝卵石一般，干凈清爽，十分圓潤。

一、語言的真實性

    藝術來源于生活，生活是藝術的唯一來源。脫離生活的藝術其生命價值較低。例如，賈平凹本來對農村生活，民間文化有較深的了解，寫出了《商州初錄》等優秀作品。但后來他轉入寫城市生活，由于沒有深入、細致的了解，因此比較膚淺，文學價值不高，如《廢都》，引起了廣大讀者的爭議。

   汪曾祺就注重對現實生活的把握，很多小說里的人物、語言、環境可以在他的故鄉、他熟悉的環境中能找到原型。在《逝水<大淖記事>是怎么寫出來》中，有這樣的描述：“我從小喜歡到處走，東看看，西看看……路過鐵匠店，我走進去看老鐵匠在模子上敲打半天，敲出一個用來釘在小孩虎頭帽上的小羅漢。路過畫匠店，我歪著頭看他們畫‘家神菩薩’……”《大淖記事》里的大淖、鐵匠、婦女、人物的習性，說話的腔調幾乎都能從他的故鄉中找到原型。其語言來源于生活，樸質真實，體現在口語化和地方方言的使用。

王安憶說“汪曾祺的小說，可說是頂容易讀的了。總是最平凡的字眼，組成最平凡的句子，說一件最平凡的事情。” 不加過多的粉飾，信馬由鞭。王安憶又說：“汪曾祺講故事的語言也頗為老實，他幾乎從不概括，而盡是詳詳細細，認認真真地敘述過程，而且是很日常的過程”。正如上面所說他樸實地再現了生活。例如：“這里的人，衣服被里洗過后，都要漿一漿。漿過的衣服，穿在身上沙沙作響。漿是芡實水磨，加一點明礬，澄去水分，曬干而成。這東西是不值什么錢的。一大盆衣被，只要到雜貨店花兩三個銅板，買一小塊，用熱水沖開，就足夠用了。”（《大淖記事》）。用極其平凡、樸質的語言，詳細地給我們描述了衣服怎樣漿洗。他喜歡用“的、得、過、跟、了、去”等，加強了文章的口語化。

小說中常出現方言，或者是民間小調等民間語言，親切、自然，也是真實性的一個重要因素。如蓮子愛唱“打牙牌”之類的小調：“涼月子一出照樓梢，打個呵欠伸懶腰，瞌睡子又上來了。哎喲，哎喲，瞌睡子又上來了……”。再如，姑娘媳婦當挑夫時，打起號子來也是“好大娘個歪歪子咧！”——“歪歪子咧……”方言、小調等民間語言，本來就是來自民間，真實地再現民間的生活場景，反映民間的心理狀況，其語言的真實性蘊含其中。

二、濃郁的文言文色彩

有人說汪曾祺是最后一位士大夫型文人；又有人說，汪曾祺是能作文言文的最后一位作家。翻遍他的《全集》，并未發現他有一兩篇文言作品，但為何會給人留下如此的印象呢？這就不能不從他的語言運用、文字風格中去找原因了。

其實汪曾祺除了從日常口語、方言、民間文學中尋求語言素材外,還非常重視從古典文學中汲取營養,而且對古典文學所特有的凝練、傳神、含蓄,一直情有獨鐘,偏愛有加。汪曾祺的語言不但繼承了唐宋散文的流風，也繼承明清散文的傳統。他喜愛《世說新語》和宋人筆記，說“唐人傳奇本多是投之當道的‘行卷’。因為要使當道者看得有趣，故情節曲折，引人入勝；又因為要使當道者賞識其才華，故文詞美麗。是有意為文。宋人筆記無此功利的目的，多是寫給朋友們看看的，聊資談助。有的甚至是寫給自己看的……是無意為文。因此寫得清淡自然，但，自有情致。”他也一再提到過明代作家歸有光對他在文學創作上的影響。尤其是歸有光的《項脊軒志》、《寒花葬志》等一些散文寫得像聊家常話似的，敘述語言與人物語言的銜接十分自然，沒有留下絲毫的痕跡。“我受營養最深的是明朝大散文家歸有光的幾篇代表作。歸有光以輕淡的文筆寫平常的人物，親切而凄婉。這和我的氣質相近，我現在的小說里還時時回響著歸有光的余韻。”有了這些“余韻”，汪曾祺的語言就能夠在現代漢語和古代文言文之間建立起一種內在的聯系。為什么那些平平凡凡、十分普通的日常口語一融入汪曾祺的筆下，就能夠有一種特別的味道？秘密就在這里。

記得《陌上桑》中描寫羅敷的形象有這么一段“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須。少者見羅敷，脫帽著綃頭。耕者見羅敷，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把羅敷之美通過側面描寫烘托出來，十分巧妙。讀到《大淖記事》中描寫“巧云”的一段“她在門外的兩棵樹杈之間結網，在淖邊平地上織席，就有一些少年裝著有事的樣子來來去去，她上街買東西，甭管是買肉，買菜，打油，打酒，撕布，量頭繩，買頭油、雪花膏，買石堿、漿快，同樣的錢，她買回來，份量比一般人多，東西都比別人好。這個奧秘早被大娘、大嬸們發現，她們就托她買東西，只要巧云一上街，都挎了好幾個竹籃，回來時壓得兩個胳膊酸痛酸痛。泰山廟唱戲，人家都是自己扛了板凳去，巧云散著手就去了。一去了，總有人給她找一個得看的好的座。臺上的戲唱得正熱鬧，但是沒有多少人叫好。因為好些人不是在看戲，是看她。”你就會發現兩者是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的！

在文學創作中嘗試文白相雜，文白相融的作家當然也不僅僅只是汪曾祺一個，但是我認為能在寫作中，把白話“白”到了家，然后又能把充滿文人雅氣的文言因素融入到其中，使二者能夠剛柔相濟，和諧統一，讓人看著只覺得原本就是一個整體。在汪曾祺的小說中，我們不難發現蘊藏在文中的真、善、美，首先在于對我們民族五千年所傳承下來的傳統美德和傳統文化的發現，以極其虔誠的態度來表達作者內心對生活的熱愛以及對人性的贊美。他的小說讀起來平和淡泊，但在你靜下之后細細回想時卻又能感覺到自有一番情趣，把為人處世的哲理隱藏在世俗瑣碎的小事中，把人性最真最美的一面展現在患難夫婦相濡以沫的生活里，文中的每個人每件事在他的眼里都是一首詩。他的語言顯得純熟而又簡潔，通俗而又文雅，是一種淡泊而飽含情感的語言，一言以蔽之，是一種化平凡為神奇的語言。老子說，上善如水。水有一望無垠的大海，有波濤澎湃的大河，也有清澈見底的小溪，汪曾褀的語言就像那綿延不斷的小溪，緩緩流動，“行于所當行，止于所不可不止”，給讀者留下持久的美的享受。

三、能展現人性美

  《大淖記事》開八十年代中國小說新格局之一的小說。“汪曾祺小說的風土人情不是故事的環境描寫，而是作為一種藝術審美精神出現，人物、環境、故事、情節倒退到了次要位置，使當時不可動搖的創作原則（如典型環境、典型性格）由此得以根本上的動搖。‘五四’以來被遮蔽的審美的傳統得以發揚光大”。重視對氛圍的渲染，來展現人性美。這種“人性美”就是一種藝術審美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