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古詩十九首》中的生死觀(一)

試論《古詩十九首》中的生死觀

[提要]《古詩十九首》所反映的生命意識，真正地體現了東漢末年下層文人對生活的真實感受、對生命的痛徹清醒的認識、對生命短促的感傷和對短促生命的欲求與留戀。是特殊時代下的真實寫照。詩歌中體現的是人生苦短、感懷傷時、孤獨焦慮，在迷茫中把握生命的存在。實現了儒學價值觀向個人的主體價值觀的進步，開創了新的五言新詩體，為魏晉六朝詩歌的發展創造了條件，也為唐詩的繁榮奠定了基礎。

[關鍵詞] 生命  覺醒   痛苦  失落   主體

小時候 讀劉庶凝的《還鄉夢自序》時，常常為文中所表達的那種強烈的愛國之情、那種對故土依戀的葉落歸根的思鄉情感所感動，尤其是“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和“狐死首丘，獸猶如此，人何以堪？”兩句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讀《迢迢牽牛星》時，也曾為詩中 “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兩句所體現出來的那種飽含離恨、幽怨的情感所感動。 這也是本次我選《古詩十九首》作為自己學習的緣由。然而，品讀、學習之后，發現其包含內容遠非我想象的那么簡單，透視當時的時代背景，作者們表現出來的強烈的生命意識，更令我深思。

人生苦短，世事無常。面對生與死，不同的人，處于不同的人文背景和政治背景下，便賦予了不同的內涵。西方人本著對宗教的虔誠，在“上帝”的信念中解脫死亡的恐懼、獲得永生的慰藉。那么，對于不相信另一個世界的中國文化人又是如何對待生死的呢？秦始皇、漢武帝希求不死之藥使自己獲得永生。哲學上的道家把生死看作是萬物之自然規律，人應與其它生物一樣任其自然。莊子《逍遙游》中以“大鵬”這種神鳥化為自己自由的象征、理想的圖騰。而儒家真正考慮的則是“生”態度。在“生”的有限空間里完成生命的不朽。古代曾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之說 ①作為一個真正的“人”最高層次為樹德立業，其次建立功勛，再次有著書立說。此“說”為歷代中國文人所信奉，并不斷激勵著后來人積德行善、建功立業、著書立說，形成積極進取、健康向上的人生追求。也因此有了后代的孟子的“舍生取義”、司馬遷的《史記》、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古詩十九首》所表現出來的則是另一種生死觀。 

通讀《古詩十九首》，我們看到的是東漢末年下層文人對生活的態度與感情。這種態度與感情，既不同于老莊的哲學意識，也不同于儒家的對生活的積極進取與追求。而是一種特殊背景下的對生命的深深思考。

一、《古詩十九首》表現了漢末的下層文人對生命痛切而清醒的認識

《古詩十九首》中的部分詩反映了中下層文人在異鄉求取功名屢遭挫折后，對人生無常，生命短暫的痛切而清醒認識。如詩篇《青春陵上柏》：“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 ——古柏青青，四季不凋；眾石磊磊，千秋不滅。“天”與“地”構成了大自然的永恒， 而生于天地之間的人呢，卻像遠行的 “羈旅”客那樣，匆匆忙忙。詩人以鮮明而截然的對比，以大自然的永恒來反襯出人生的飄忽如寄；“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一個“忽”道出了人生瞬息苦短的悲哀；“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驅車上東門》）以墳墓如堆的凄清景象來揭示對短暫的生命的驚恐和面對死亡的恐懼；“去者日以疏，生者日已親。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古墓犁為田，松柏摧為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去者日以疏》）目之所見，“丘”、“墳”、“古墓”、“松柏”、“悲風”，一個個具象中，展現的是陰森幽暗的景象，凸顯的是對死亡的萬般憂焚與無奈。“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飆塵，本指狂風里被卷起來的塵土。這里喻指人生，言其瞬息、短促、虛無。人生一世，仿佛旅客住店。又若飄飛的塵土，一忽兒便被疾風吹散，體現的是對人生無常的感慨；“齊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一個“俱”蘊含了人生無常的無限悲哀；“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回車駕言邁》），“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東城高且長》）等等，這些詩篇并非一人一時所寫，卻無不展現著對人生無常、生命短暫的感傷……  天地、大自然是永恒的，而死亡卻隨時隨地、如影隨形的窺視著自己。正是這種憂慮的真情流露，使讀者深深體會到，詩人們對生命的可貴、生活的美好的體味之強烈。 這種生命短促、人生坎坷、歡樂少有、悲傷長多的感喟, 由此也成為了當時時代下層文人作品的典型音調。而且一直影響到魏晉時期。但是，這種表面看來似乎是頹廢、悲觀、消極的感嘆,深藏著的是它的反面——是對人生、生命、命運、生活的強烈的欲求和留戀。

二、表現漢末的下層文人對生命真諦的思索

我們知道，馬斯洛曾有人生自我實現的五個需求：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歸屬與愛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五類。首要層次便是生理的需求，其次是安全的需求。中國傳統文人的“立德”“立功”“立言” “三不朽”，一度是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一種凡世的永恒價值。司馬遷之忍辱負重，發憤著書，留下“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也在于“立名者，行之極也。”（《報任安書》） 杜甫有“語不驚人死不休”之句，即使是下層的文人也是如此。但是，慘烈的現實，又使他們不能不對生命的意義和價值重新作出思考。

東漢末年，外戚、宦官集團勾心斗角，爭權奪利，政治腐朽，社會黑暗。“公賦既重，私斂又深。牧守長吏，多非德選，貪聚無猒，遇人如虜，或絕命于棰楚之下，或自賊于迫切之求。”②再加上連年戰爭饑荒、社會動蕩，致使民不聊生，哀鴻遍野。這都是一個多災多難的時代，一個視人命如同草芥的時代。“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東漢·曹操·《蒿里行)充分展現了這個時代的特色。  

那時，佛教尚不流行，玄學尚未興起，現實的痛苦無法消弭，又無法安頓自己的靈魂。以《古詩十九首》為代表的這些下層文人連“安全”這一層次都無法保證，罔論歸宿、尊重和自我實現的需要了。各種思想的產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縱觀《古詩十九首》生命意識的思索，大致可分為以下幾種：

（一）追求的幻滅與沉淪，心靈的覺醒與痛苦  

　  最具有典型意義的、最具有代表性的詩是《青青陵上柏》。學者所謂“逐臣棄友、思婦勞人、托境抒情、比物連類、親疏厚薄、死生新故之感，質言之、寓言之、一唱而三嘆之”，②  誠非虛言。請看原詩：“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為薄。驅車策駑馬，游戲宛與洛。洛中何郁郁，冠帶自相索。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官遙相望，雙闕百馀尺。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這里作者所謂游戲宛洛，其意在仕途。“驅車策駑馬，游戲宛與洛”，“洛”為東漢京城。“洛中何郁郁”，——“何郁郁”一方面道出了京城的繁華程度，另一方面“何”字把作者的復雜感情也蘊含其中，驚異？羨慕？鄙視？仔細觀來，這種“繁華”也只指這一京城中達官顯貴之人的相互探訪，相互往來。“冠帶自相索”——“相索”二字寫出了他們無非都是為些酒食、俗利，一幫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