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小說對女性異化命題的探索(一)

摘要：魯迅堪稱中國現代文學的一代宗師，為中國現代文學貢獻了一系列意蘊深厚風格獨特的文學作品。本文以女性的視角對魯迅小說中的女性進行解析，尤其是從封建禮教，生存環境，自我意識三個層面解讀女性被異化的命運，從而達到消解女性異化顛覆男權文化，體現“啟蒙”的創作意圖。

關鍵詞：魯迅小說；女性異化；女權主義；男權文化

異化一語在西方人文科學中使用極為普遍，且其含義豐富多樣。魯迅描寫女性異化，與西方人文思潮和文學影響有關，但更有他自己的獨特探索。在作品中，魯迅先生不僅用一個個栩栩如生的人物向我們展示了我國歷史社會中男女兩性的諸多差異，也告訴我們差異本身不是悲劇，只有差異造成的奴役才是悲劇。當然，在他的作品中，更為深刻的剖析了“女性異化”這一概念，即女性在男權社會中由于男權文化壓力這一中介而產生的差異，造成了自我主體的全面喪失。

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反封建禮教思想、張揚個性主義思潮，喚醒了一代知識分子，解放婦女是反封建中的最重要的一環。中國封建文化的等級觀念制約著中國人生存的自省，幾千年的傳統中國未能產生最基本的人的觀念。女性作為弱于男性的“第二性”的存在，是文明世界范圍內的事實。在男權社會的文化體系中，居絕對優勢地位的男權語境規范著女性的存在，使女性意識逐漸泯滅于宗法制度的禁錮下。這樣，女性的自省意識委棄于宗法制度的鐵蹄下是不難想象的。魯迅先生的“立人”思想中也包括對婦女前途的思考。他是男性中心社會尤其是封建社會及其文化的消解者、顛覆者。在其嚴厲的批判鋒芒和深邃洞察中有著對女性細化深刻的把握。毫無疑問，五四新文學以個性解放思想反對封建專制、封建倫理道德是有利于社會發展和女性獨立地位的簡歷。要達到女性姐夫的彼岸實現男女平等，其捷徑是通過謳歌女性的偉大以確立女性的獨立人格。在這種客觀要求下，五四文學通過對母愛的謳歌，以偉大的圣母神話爭取更廣泛的社會支持。這種女性書寫是女性意識在男權社會可接受范圍內有限度的張揚，仍然是在乞求男性的施舍。父權制對女性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倫理觀念各個方面做了全面的規范與禁戒，允許的和禁止的都異常清晰，女性在男權專制長期統治下不知不覺遵照男性意志形成了強烈的男性中心，失落了人格的完整性，身為奴隸卻不知，只張揚男性社會肯定的“母性”，回避男性社會壓抑的“妻性”，女性在這種男性話語下幾乎出于失語狀態。女性只有通過張揚“母性”才能肯定自己的性別存在，這種現象本身就是女性失語的寫照。

然而，五四的個性主義、人道主義啟蒙，并未讓中國女性根本上擺脫受壓迫受奴役的地位。魯迅不僅從一個特定視角論述了中國歷史是中國人淪為奴隸的歷史，而且強調女性的為奴史包含了更悲慘的內容。奴隸性格不僅由社會地位造成，也會由奴隸地位培養出來。魯迅在《我談“墮民”》[1]中痛苦地說：“就是為了一點點犒賞，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還要做更廣泛的奴才，還得出錢去買做奴才的權利，這是墮民以外的自由人所萬萬想不到的罷。”魯迅目光犀利，提示了人性的異化。魯迅塑造了一系列女性異化的形象，揭示女性異化的背后是作家對女性命運的深刻思考。

封建禮教對人的異化

在人類歷史上，繼母權社會而來的父權社會，以愈趨激烈的競爭為機制，使男女兩性都不可避免地進入了“異化軌道”，但二者卻有很大的不同，即“男人感到并承受著被物異化的力量”，女人卻在“承受著被男人異化的力量�！盵2]女性由此不可避免的淪為“完形奴隸”—從物質到精神、從生理到心理都被男性主宰著，遂使“靠男人”成為女性生存的普遍形態。同時，女性又在不由自主地將男尊女卑、女禍女貞、三從四德等本為封建的男權文化律令，內化為自身生存選擇與文化選擇。當女性有“被奴化”進入這種“自奴化”的階段時也就“意味著女性創造權利的全面喪失，意味著女性存在的全面變異”。[3]這種作為“人”的異化，正是女性被“吃”的文化演示，在魯迅小說中可以說得到了非常充分和深刻的藝術表現。

魯迅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所構建的中心話語，就是揭露男權封建社會“吃人”本質的。其中“狂人”恰是深諳男權文化以趙貴翁、大哥及古久先生的簿子、寫滿仁義道德的歷史所喻征的奧秘“吃人”的叛逆者。但這只限于他“狂”的時候，正是在他出于被迫致狂的特定情境中，他才會游離男權中心話語，道出男權專制文化“吃人”的真相其中自然也包括著對女性的吞吃或異化。連“狂人”也疑心到由于掌握權力“管著家務”的“大哥”的操使，“我未必無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幾片肉”。不僅如此，從“娘老子教的”、“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個女人……”等“狂人”的恐怖體驗中，也透露出女性已經嚴重異化的消息“娘老子”不僅自己早為男權傳統文化所同化二期會在不知不覺中，成為男權吃人文化的載體和傳播者，由“被奴”進至“自奴”更至“奴幼”，對下一代進行管教，使孩子也“睜著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出自人母之口的“咬你幾口”的家教話語，對“狂人”刺激十分強烈“這真教我怕，教我納罕而且傷心”，因之也最終從心底泛出一種掙扎著的聲音—“救救孩子……”。顯然，魯迅不僅已經發現了“吃人”歷史的一般性存在，而且發現了女性“被吃”、“被異化”，尤其是“自我奴化”與“奴化幼者”的悲劇存在。這正是“狂人”也是作者特別感到心寒、悲涼的一個重要原因。

從一定意義上說，《狂人日記》即是對整個男權“吃人”文化的藝術觀照，也是對女性認同這種文化而導致自身異化的象征。這種藝術探索的意向在此后的一些小說中得到了連鎖性的程度不同的呈示，特別是在《祝福》中，女性異化得到了整體與細部俱為逼真的揭露，簡直可以說是達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祥林嫂從男權社會中的一個尚有人惦記的“女仆”與“玩物”，最終成為人們“看得厭倦了得玩物”和不愿提起的不詳的“謬種”。她根本不曾有過真正的“人之覺醒”，更談不上現代意義的“女性意識”。她所有的掙扎與反抗，那并未逾出男權文化設置的魔圈。她從“夫家”出逃，但卻繼續走著奴隸的路，并且不可避免地墮入以男權專制為特征的油“四權”政、族、夫、神四權構成的“異化之網”。盡管小說文本中并未寫出封建政權、夫權對祥林嫂的直接的現實迫害，但這二者卻作為男權文化的主要方面仍然隱在地發揮著巨大的“統治”作用。沒有“官”出現，但祥林嫂被搶卻顯然有一種政權在庇護著這種行為，丈夫未直接出場毆打辱罵蹂躪祥林嫂，但她總是“屬于”丈夫而非“屬于”自己的身份認定，便給“族權”、“神權”提供了直接逼害、恫嚇她的充分理由�！八臋唷钡哪行浴皺嗤�”的確是有機制、有目的、有力度的，它可以使祥林嫂們失去姓名權，勞動權甚至是乞丐權和死后的平安。更為可悲的是，祥林嫂是無法識破男權社會這種兇險而狡猾的權術的，反而在文化心理的深層，充斥著男權文化的積淀物，使她的“生之掙扎”也帶上了“坐不穩”奴隸與貞婦的特征。事實上，伴隨其“逃”（逃出夫家）—“撞”（恐懼再嫁）—“捐”（捐門檻贖“罪”）— “問”（詢問死后之事）—“死”（在“拜的卻只限于男人”的“祝�！敝�際死去）的主要生命歷程，魯迅向讀者展示的，顯然不是祥林逐步覺醒的過程，而是其怎樣徹底異化為“非人”的女性慘史。從主導傾向上看，我們可以視《祝�！窞槟行栽凇白８！薄⑴�性在“受難”的極為成功的寓言，也可以視為女性異化而喪失“人權”的藝術象征。盡管《祝�！分械呐�性并不都像祥林嫂那樣死去，但她們自身及其話語，都大抵仍是男權主義的符號。譬如魯四太太雖不像魯四老爺那樣以“可惡”、 “謬種”等惡毒語言來貶毀祥林嫂，但她也實際認同了魯四老爺們的文化原則，視祥林嫂為不潔的女人，在家里“最重大的事件”即祭祀上，堅定地執行著丈夫的指令，禁止祥林嫂去染指祭祀器物。作為魯家高級奴隸，魯四太太確乎成了男權文化的代碼。再譬如衛老婆子與柳媽，都不可避免地罩在男權社會的大網里，行事說話，幫忙幫閑的味極重，對眼前正在發生的女性悲劇，只會從命運或迷信的角度去看待。而這命運與迷信的觀念恰恰是男權文化中最“靈驗”的東西—對制約女性、戕害女性來說，正是如此。于是，衛老婆子與柳媽的“善行”、 “善心”都變了質，而實際成了男權專制社會“吃人”的幫兇。

二、生存環境導致女性異化

在被封建禮教統治的世界里，女性的生活環境是一個“無愛的人間”。她們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被歧視、被壓迫，正常的人性被扭曲變形，失去自我；在男權社會的重壓下，她們除了被封建倫理道德的枷鎖所禁錮，受盡迫害，還要被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