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汪曾祺小說的語言藝術特色(一)

淺論汪曾祺小說的語言藝術特色——以《大淖記事》為例

[摘 要] 在汪曾祺的小說中，我們能夠發現蘊藏在文中的真、善、美。作者傳承著祖國的傳統美德和傳統文化，以極其虔誠的態度來表達其內心對生活的熱愛、對人性的贊美。汪曾祺的小說語言優美，別有特色。主要表現為雅俗并濟的大白話，返樸歸真、淺顯直白；文中大量采用了地道的蘇北水鄉方言，貼近老百姓自己的生活，令人倍感親切。同時，還有濃郁的文言色彩，清淡自然，別有情致。隨著80年代的文學創造的繁榮發展，作家的創作個性日益彰顯出來，以構建現代審美原則為宗旨的“文學的啟蒙傳統”悄悄地崛起并走向繁榮。汪曾祺以其獨到的見解和審美視角，就其語言藝術來講，其真實性；打破小說、詩歌、散文的界限，詩意性和敘事性和諧交融，俗中見雅，雅中見俗，淡而有味，繼承了其師沈從文的語言風格；重視對氛圍的渲染，來展現健康的人性美；樸實無華；全局把握，行云流水等讓其在文學史上占據了十分重要的位置。

 

[關鍵詞] 小說、口語、方言、文言、語言、特征、真實性、打破小說、詩歌、散文的界限重視對氛圍的渲染 健康的人性美樸實無華行云流水

 

     汪曾祺就像是一陣清風在新時期的文壇上刮過，讓人眼前為之一亮。許多人都喜歡汪曾祺，十分喜愛他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小說。他的小說語言如同是鋪在池底的鵝卵石一般，干凈清爽，十分圓潤。這種語言的魅力顯然和他那極富表現力的語言是分不開的。在他的文論中,談到小說語言的內容占了相當大的比重。他曾反復闡述:“小說的語言不是純粹外部的東西,是和內容(思想)同時存在,不可剝離的。”“語言是小說的本體,寫小說就是寫語言。”并以這種小說語言本體論代替了五四以來的小說語言工具論。讀汪曾祺的小說，不難發現他有著深厚的古典文學積累，并且善于學習民間語言，同時也不乏現代意識。在他的小說語言中，最能充分體現出他的文化修養及美學追求。        

    誠然，作家是最講究語言的。將汪曾祺小說中的語言稱之為“詩化的語言”，不僅是因為其小說語言的優美，更重要的是其更勝人一籌的獨特的口語化的語言。在汪曾祺看來，美的、富有詩意的生活是豐富生活的組成部分，作家的任務就是將這個部分用自己的方式，尤其是通過語言表現出來，而汪曾祺小說語言的魅力正是在于他能夠用獨特的口語化的語言，將民間日常平凡生活中的這種美和詩意表現出來，告訴給人們生活是很有意思的，也是很有意義的。 

    首先說一下他的雅俗并濟的大白話。汪曾祺從小就生活在蘇北高郵水鄉，這里的民風十分淳樸，在作者的眼里心底，“這一切真是一個圣境。”對于這里的一切，作者無不懷著溫馨的感覺。故鄉人說話的習慣、表達情感的方式、日常行為的準則以及他們的價值觀念都深深地銘刻在他的腦海中，這使他的情感、氣質、心靈都顯示出鮮明的鄉土文化特征。在他的小說中，將家鄉的俚言俗語與現代白話文巧妙地糅合在一起，又從古典文學和群眾語言中汲取營養，形成自己錯落有致、亦莊亦諧、文白雜糅的“大白話”的語言風格，這種類似于長短句的大白話，淺顯直白，卻又充滿古典韻味，字里行間都浸透著一種淡泊超然的氣韻。

汪曾祺的大白話，并非是白開水似的大白話，而是返樸歸真、雅俗并濟的大白話。這是與汪曾祺對日常生活的一種深切體悟密不可分的。它表現出來的是一種語言意識，既能夠建立在日常語言基礎之上，又能夠表現出它對日常生活的超越性。這種大白話式的小說語言是在自發的個體語言之上的提煉與升華，他可以對眾多的個性化口語、書面語言進行感知，察覺其背后的思想感情、人生經驗以及對于生命的認識，并且能夠把這些語言進行提煉升華，形成自己獨特的語言寫作風格。這種獨特的語言寫作是作者對日常生活的一種重現和創新，它能夠比較客觀地描繪日常生活世界以及個體的生存狀態，但也能夠創造性地融入了作者自身的價值觀與人生觀，從而形成一個獨立的小說語言世界。有人認為汪曾祺的語言為“韻白”，認為作家總是通過語言修辭來實現對世界的想象的。的確，一種語言形象的想象，也就成為一種社會生活的想象。汪曾棋小說的大白話，實際上是體現了一種凝結著現代作家認同的現代白話文形象。在這里，他的大白話，既可以看作是現代作家審美情趣的體現，也可以看成是現代作家自我想象的一種方式。

有人認為汪曾祺的這種“大白話”式的小說語言，實際上是一種“寫話”式的文學語言。其實這兩者是一樣的。稱汪曾祺的小說語言為“寫話”，這是因為汪曾祺一直認為“照生活那樣去寫生活”，“以清淡的文筆寫平常的人事”，“做到無意為文，寫得像談家常話似的”等的觀點，這也是汪曾祺所堅持的美學觀念。然而，他的小說語言并不僅僅是原生態的口語化語言，而是對日常語言經過必要的“發酵”之后形成的這種“寫話”或“大白話”式的獨特的語言風格。

    其次說一下他的地道的方言。自五四以來，嘗試著把民間語言溶入寫作的人當然絕不只是汪曾祺一個。老舍也熱衷于此。但是倘若拿這兩個人相比，我認為汪曾祺則更勝一籌。這是因為老舍的民間語言多半只能構成一定的語言特色，而小說的總體框架還是相當歐化的。汪曾祺則與此不同，他的小說往往是在大的敘述框架上，來有意順從現代漢語中口語敘事的規則。《大淖記事》中挑鮮貨的姑娘們喊的口號：“好大娘個歪歪子咧”，還有在《星期天》中的“操那起來”，既有地方色彩，又把人物寫活了，再如《歲寒三友》中一段“早！早！吃過了？偏過了，偏過了！”極其富有情趣。運用方言實際上就是用老百姓自己的語言去貼近生活，像這樣的語言在汪曾祺的小說中處處皆是。因此，多年后的汪曾祺總不忘強調民間語言對自己的影響。

    最后說一下他的濃郁的文言文色彩。有人說汪曾祺是最后一位士大夫型文人；又有人說，汪曾祺是能作文言文的最后一位作家。翻遍他的《全集》，并未發現他有一兩篇文言作品，但為何會給人留下如此的印象呢？這就不能不從他的語言運用、文字風格中去找原因了。

   以《大淖記事》為例，從以下五點說一下：

    一、真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