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魯迅小說中的農民形象(二)

封建與進步二者間的矛盾，文章中充分顯示出魯迅對中國社會現(xiàn)況的不滿 ,對于后清腐敗民生的失望；以及魯迅急于改變現(xiàn)狀迫切的心境。魯迅借“閏土”“華老栓”這類愚昧、麻木且毫無反抗意識的農民形象來喚起國民的覺醒。                                                                                                                                                 

三、從《祝福》中的祥林嫂和《離婚》中的愛姑看農民的反抗意識和無法逃脫的悲劇命運。

抗爭失敗者祥林嫂，是魯迅精心塑造的一個勤懇能干、善良、強硬的農村勞動婦女形象。　　祥林嫂的一生，是一個充滿血和淚的一生，是令人心酸腸斷的一生。祥林嫂的一生是在神權、政權、族權、夫權重重枷索下痛苦掙扎的一生。在魯四老爺所代表的政權，婆家所代表的夫權，以及堂伯所代表的族權，形成了宰割祥林嫂的硬刀子。在這把刀子下：她先是被賣改嫁；再是喪夫失子，被堂伯剝奪房屋，失去獨立生活的權力；當帶著喪夫失子之痛的祥林嫂再次來到魯鎮(zhèn)，魯四老卻把祥林嫂看成傷風敗俗之物，剝奪了她參與祝福的權力；而跟她同樣地位的群眾給與她的是冷漠與嘲諷。他們一步步把祥林嫂逼上了人生的絕境。而以封建迷信、封建禮教所形成的軟刀子，則是造成祥林嫂人生悲劇的無形的噬血者。出格的反抗幾乎早早斷送她年輕的生命。對地獄的恐懼與向往、靈魂有無的困惑，壓倒了這個農村婦女，使她處在人生困境之中。就是這樣一個對生活沒有任何奢求的人，卻不為那個社會所不容，得不到做人的資格與尊嚴。可見當時社會的殘酷，人世的冷漠，以及勞動婦被侮辱、被損害的生存狀態(tài)。

對于封建禮教橫加給她的種種迫害與摧殘，她進行過不間斷的掙扎與抗爭，然而我們遺憾的看到她的反抗性正是她的可悲之處。她的反抗正是封建禮教影響在她身上的演繹，使她在封建禮教的泥潭里越陷越深。她的反抗使她的人生悲劇愈加的慘劣。祥林嫂在改嫁的過程中的“出格”的反抗，維系的是“好女不嫁二夫”的封建禮教的信條，而不是象劉芝那樣為了維護對愛情的忠貞而勇敢的反抗。劉蘭芝所體現(xiàn)的是對愛情的追求，是對自我人生價值的追求。而祥林嫂所做的是想茯得封建秩序的認可，從而使自己做穩(wěn)奴隸的位子。祥林嫂對封建禮教的頂禮膜拜使她的反抗只能是封建禮教的犧牲品。她越是在封存建禮教的軌道上前行，則越是對自我價值的背叛。至于祥林嫂對靈魂有無的懷疑也并非表明她已覺醒。雖然鬼神之說在她心并未根深蒂固，正象文中所說“這是在山里所未曾知道的”。但對靈魂有無的懷疑只能是她欲生不能，欲死不敢的心理狀態(tài)的反映，連死都不能自主，可見封建禮教害人之殘酷。正象文中所說“希望其有，又希望其無”。希望其有，是想在死后能夠見到一家人；希望其無，是怕在死后被鋸成兩半分給兩個男人。無論希望其有其無都是相信地獄是存在的。雖然遭受了喪夫失子的沉痛打擊，但祥林嫂并沒有完全喪失對生活的信心。她還是企圖通過“捐門檻”的方式為自己在那個社會爭得一席之地，然而一句“你放著吧，祥林嫂！”，卻把她推向了無底的深淵，并使她最終走上了人生的末路。喪夫失子沒有使她絕望，而失去祝福的權力卻使她絕望，可見她的人生價值的倒置，這樣錯置的人生價值，無論祥林嫂怎樣抗爭，最后也只能走向毀滅，走向失敗的誤區(qū)，成為一具尚有一絲氣息的活死尸。可以說在由人到非人的異化過程中，封建社會加在中國婦女身上的奴性意識是其不可忽視的一個因素。

總的說來，祥林嫂的一生是悲慘的一生，是不幸的一生，作品經由過程祥林嫂的不幸遭遇，深刻地揭露舊中國的漆黑，是對封建宗法軌制、封建禮教的無情拷打和血淚控訴，祥林嫂的悲劇代表著封建社會千千萬萬勞動婦女的凄涼命運。　　　　                                     

同為抗爭失蹤敗者，愛姑的形象似乎比祥林嫂有了幾分亮色。

愛姑，她不象《明天》中的“節(jié)婦”單四嫂子默默地忍受不幸命運的宰割，也不象《祝福》中的“失婦”祥林嫂帶著自己無法解答的問題悲慘地死去，而是潑辣倔強，對封建族權夫權敢于挑戰(zhàn)。  她15歲嫁到施家，天天“低頭進，一禮不缺”，但公婆家人還是百般挑剔虐待，“一個個都象個‘氣殺鐘馗’”，“開口‘賤胎’，閉口‘娘殺’”。丈夫放蕩無賴，姘上了小寡婦，不要愛姑，愛姑與丈夫的不道德的行為進行了堅決斗爭，又惹得“公婆不喜歡”，要趕她走。在忍不可忍的情況下，愛姑搬來縹悍的父親，拆了施家灶，才出了一口惡氣。愛姑不但敢于與丈夫斗，與公婆斗，而且敢于向封建族權斗。她當面罵丈夫和公公為“小畜生”、“大畜生”。為了擺脫夫權的束縛，她整整鬧了三年，愛姑使婆家處于尷尬的境地，婆婆也不可奈她。即使對封建族權代表人物慰老爺，愛姑“也不放在眼里”，認為他不過是一個“團頭團腦的矮子”。在與夫權挑戰(zhàn)中，可以說愛姑是個贏者，表現(xiàn)出相當勇敢潑辣，不許丈夫的隨意擺布，顯示出她對封建倫理道德的大膽蔑視和反叛，在當時社會條件下愛姑的舉動是可貴的。  但是，在婚姻問題上，愛姑仍然是個失敗者。原因從主觀上來看是她沒有見過世面。雖然“五四”以后的民主思想對愛姑有所影響，但畢竟是個農村婦女。她的思想和斗爭必然帶有一定的時代局限性。她只知道反抗直接壓迫她的丈夫和公婆，而對她背后的頑固支持者——封建地主階級和官府的罪惡卻認識不清。她不知道鄉(xiāng)下財主慰老爺背后城里的七大人，七大人背后縣衙門衛(wèi)老爺以至皇帝伯伯。他們作為封建禮教的衛(wèi)道士，魚肉人民，橫行霸道。愛姑自持有理，寄望“知書識理”的七大人，希望七大人主持公道，堅持公理，為她評理伸冤，然而老奸巨猾的七大人哪里把愛姑放在眼里呢？加上愛姑根本上就不懂得“屁塞”、“新坑”、“水銀浸”是什么，愛姑這些見識上的短淺，以致七大人一聲“來……兮”，猝然之間就把她打倒了。愛姑雖然是個不甘沉默，敢于公開挑戰(zhàn)的農村婦女，但由于她主觀上的致命的弱點決定了她最終是封建禮教下的失敗者，成了封建婚姻的犧牲品，這是愛姑的悲劇性格所決定的。    從客觀上，父親不支持她，也是愛姑失敗的原因。愛姑就在惡劣環(huán)境中孤立無援，久混官場的七大人知道愛姑的后勁不足，采取了威脅利誘的手段，“愛姑就從拼個“家破人亡”的反抗強音下變成不知所措，改變主意，放棄了堅持三年斗爭“成果”，同意離婚的封建禮教犧牲品。    愛姑之所以敗在七大人手里，是因為七大人有政權做后援，在封建宗法軌制下，婦女是可以被肆意欺侮和宰割的。愛姑的小我自覺招架，自然不是封建政權的對手，她的抗爭失敗是必然的。由于愛姑受封建意識形態(tài)的禁錮，不能認清封建統(tǒng)治者及其幫兇的殘忍本質，為其“讀書識理”的虛偽外衣所蒙蔽，她性格的潑辣大膽和強烈的反抗意識并不能使她擺脫奴隸人格和悲劇命運。

祥林嫂和愛姑的悲劇，都深刻表現(xiàn)了封建勢力的強大，對婦女壓迫的慘重，啟示人們反封建的重要性及長期性艱巨性。

四、從《阿Q正傳》中的阿Q看農民的生命被扭曲、被異化

魯迅創(chuàng)作《阿Q正傳》這篇小說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批評國人的精神弱點并加以改造這是魯迅先生揭示農民精神世界和異化的生命狀態(tài)的經典之作。

阿Q是辛亥革命時期一個落后的不覺悟的流浪雇農的典型形象。阿Q適應當時社會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精神勝利法”。從本質上講，“精神勝利法”是弱者在強者面前受到欺凌和壓迫，不能得到實際的“特質勝利”，而又不想用自強的方式爭取這種勝利的時候，用消極、虛妄的精神撫慰自己痛苦心靈的一種方式。它的實質是，缺乏理性自我，消極地適應外界環(huán)境，適應封建社會現(xiàn)實，被動地接受現(xiàn)實社會中流行的固有價值和觀念。這種精神勝利法更惡劣的成長，就是欺侮弱小，借以轉嫁疾苦。他要取得現(xiàn)實勝利，但他所致勝的，不是欺侮過他的對手，而是并未欺侮阿Q，反被他所欺的弱小而無辜的人。

作品在突出描繪了阿Q的“精神勝利法”的同時又表現(xiàn)了他的性格里其他許多復雜的因素。阿Q的性格是充滿著矛盾的。一方面，他是一個被剝削的勞動很好的農民，質樸、愚蠢，長期以來受到封建主義的影響和毒害，保持著一些合乎“圣經賢傳”的思想，也沒改變小生產者狹隘守舊的特點：另一方面，阿Q又是一個失掉了土地的破產農民，到處游蕩，被迫作為小偷，沾染了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阿Q性格的某些特征是中國一般封建農村里普通農民所沒有的。既瞧不起城里人，又瞧不起鄉(xiāng)下人；從自尊自大到自輕自賤，又從自輕自賤到自尊自大，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這樣典型環(huán)境里的典型性格。出現(xiàn)在阿Q身上的“精神勝利法”，一方面是外國資本主義勢力侵入后近代中國農村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的表現(xiàn)，另一方面也為阿Q本身的具體經歷所決定，魯迅從雇農阿Q的生活道路和個性特點出發(fā)按照自己藝術創(chuàng)造上的習慣——“模特兒不用一個一定的人”，遵循主體的需要進行了高度的概括，在思想熔鑄的時候，又突出了人物復雜性格的某一點，使其具有鮮明的精神特征，從而成功塑造了一個舊時代中國農民的魂靈。 

在小說中阿Q的精神勝利法明顯打上了近代社會急劇破產，不能掌握自己命運、又找不到出路的不覺悟的農村流浪雇農的階級烙印。小說對未莊典型環(huán)境的描寫，深刻地揭示出阿Q精神勝利法與支配著整個社會的封建傳統(tǒng)思想、封建等級制度的聯(lián)系，與小生產者的落后、閉塞、保守、軟弱地位的聯(lián)系，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阿Q是一個落后農民的典型。另一方面，阿Q的精神勝利法又是歷史上“兩次奴于異族”，在近代帝國主義侵略面前接連失敗的中華古國屈辱地位的產物，是一種喪失民族自尊心、自信力，安于并掩飾民族落后與被奴役命運的民族精神狀態(tài)，即魯迅所說的“國民性弱點”。魯迅從他對中華民族歷史、現(xiàn)狀長期深刻的研究中，發(fā)現(xiàn)了阿Q精神勝利法是中華民族覺醒與振興的最嚴重的思想阻力之一，他的《阿Q正傳》正是對于我們民族最偉大的自我批判，并從這實事求是的清醒批判中尋求中華民族振興的希望。《阿Q正傳》的主旨及歷史價值正在于此。從這個角度看，毫無疑問，阿Q是中華民族中具有精神勝利法弱點的這一類人的典型，寫出了“一個舊時代中國農民的魂靈”，具有十分廣泛的歷史概括性。

結語：

魯迅筆下的農民均以悲劇命運告終，作者刻畫這些悲劇人物的目的在于揭示社會病苦，引起大眾的注意。魯迅曾在《〈吶喊〉自序》中說：“我決不是振臂一呼應者云集的英雄。”但他如實地描寫了舊社會的丑惡、罪惡和病根，站在人道主義和啟蒙主義的立場上，深刻暴露與批判了封建的舊社會，對人民群眾尤其對廣大農民的生活命運給予了深切的關注，啟示著人們應當勇敢地摧毀這無情的社會，以“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悲天憫人的情懷，提出了療效國民精神的必要，警示了民眾的麻木，批判了舊思想、舊道德，凝聚著對中國命運、出路的深沉思考。　　　　　　　　　　　　　　　　　　　　　　　　　　　　　　　　　　　　　　　　　　　　　　　　　　　　　　　　　　　　　　　　　　　　　　　　　　　　

參考文獻：　　　　　　　　　　　　　　　　　　　　　　　　　　　　　　　

［１］ 魯迅《魯迅小說全集》，長江文藝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P64。

［２］ 魯迅《魯迅小說全集》，長江文藝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P20。

［３］ 魯迅《魯迅小說全集》，長江文藝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P63。

［４］ 魯迅《魯迅小說全集》，長江文藝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P28。

［５］ 吳宏聰 范伯群主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武漢大學出版社，1991年2月第1版 P5。

［６］  劉勇主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專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P48。

［７］  魯迅《我怎么做起小說來》

［８］  魯迅《且介亭雜文寄<戲>周刊編者信》

［９］  吳鳳祥《論魯迅小說人物內在精神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