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白鹿原》中的三位反叛女性形象(二)

在白鹿原這個傳統文化與傳統道德所造就的冷酷環境下，具有強烈反叛意識的田小娥與白靈被作為排擠的對象生活在白鹿原的邊緣，甚至以外。傳統文化與傳統道德使她們原始生命的本能被壓抑，讓她們艱難地活著，掙扎著。人文精神與人文關懷永遠也不可能關照這個深陷痛苦卻不斷反叛的、不斷抗爭的女性。作者以田小娥與傳統的抗爭直到死來表現女性的反叛悲劇。在一個保守、落后、殘酷的傳統氛圍里白靈的反叛帶有一定的理性意義，而田小娥與鹿冷氏的反叛卻是那么蒼白無力并帶有非理性的因素。面對眼前強大的傳統力量，她們逃不出傳統為她們所劃定的游戲規則，要么妥協，被傳統同化，自我泯滅生命本能；要么就反抗，被傳統禮教視為不可贖的罪人，承受一次比一次更殘酷的打擊。田小娥與白靈很明顯選擇后者，作者讓田小娥死于自己的公公鹿三之手，而鹿三是個善良，本分的普通勞動者，可是連他也容不下田小娥。田小娥的死體現了封建禮教對膽敢反叛的女性的徹底圍剿。而鹿冷氏則是兩者之間的矛盾體：一方面她是傳統文化與道德的信徒；一方面她卻不能抑制自己的本能，無形中在反叛。田小娥、白靈盡管走的道路不同，但她們對于自我意識、生命本能的執著追求，都是違反了千百年來白鹿原上的道德準則。通過她們的命運結局我們看出了傳統文化與道德的力量之大。

二、對作者塑造三位反叛女性的動機分析

陳忠實，1942年出生于陜西省西安市白鹿原南坡的一個小村莊，父母都是地道的農民。高中畢業后在農村任教，接著擔任地方書記，之后幾年為了專心寫作他辭去了自己的職務，與妻子回到故居。從他的幾部作品以及學術界的評論來看，我們可以說陳忠實是一位具有濃厚地域文化的現實主義作家，《白鹿原》則是他花了四年時間寫成的一部氣勢磅礴、意義深厚的長篇小說。這部小說被普遍認為是一部對傳統文化進行反思的作品，用作者的話說：是一部民族秘史。但當我們讀完作品后，不免會產生一個疑問：作者為什么會在文本中塑造三位反叛女性形象呢，作者的創作動機是什么？

1、成功地展示一部關中女性秘史

在陳忠實的寫作手記中我曾了解到，作者在接觸大量的世界文學以前，他對鄉村生活是非常自信的，因為他生長在這塊土地上，而且在這里做了10年的基層干部，他所寫的不是旁觀者的觀察體驗，而是實際參與者的體驗。但是當作者接觸了大量的外國作品，特別是魔幻現實主義作品后，他對擁有生活的那種自信被徹底打碎了�！拔翌D然意識到連自己生活的村莊近百年的歷史都搞不清脈絡”，他告訴自己：“我必須立即了解我生活著的土地的昨天�！�

于是作者開始了對生己養己的這塊土地的深入探究：

我生活的渭河流域的關中，經過周秦漢唐這些大的王朝統治中心的古長安，到封建制度崩潰民主革命興起的上個世紀之處，他們遺落在這塊土地上的，難道只有鑒古價值的那些陶人陶馬陶瓶陶罐，而傳承給這兒男人女人精神和心理上的是什么……

——《關于<白鹿原>的答問》

當作者打開一部部縣志時感覺自己像打開了一個縣的《史記》，里面的文字令他震驚，特別是看到幾本“貞婦烈女”卷。

一部二十多卷的縣志，竟然有四、五個卷本，用來記錄本縣有文字記載以來的貞潔烈女的事跡或名字，不僅令我驚訝，更讓我意識到貞節的崇高和沉重……整本記載著的不同村莊不同姓氏的榜樣婦女，事跡大同小異，宗旨都是堅定不移地守寡，我看過幾例之后就無興味了。及至后幾本，只記著某某村某某氏，連一句守節守志的事跡也沒有，甚至連這位苦守一生活寡的女人的真實名字也沒有……這些女人用她們活潑的生命，堅守著道德規章里專門給她們設置的“志”和“節”的條律，曾經經歷過怎樣漫長的殘酷的煎熬，才換取了縣志上幾厘米長的位置……為她們行一個注目禮，或者說挽歌，如果她們靈息尚存，當會感知一位作家在許多許多年后替他們嘆惋……我在密密麻麻的姓氏得閱覽過程里頭暈眼花，竟然生了一種完全相背乃至惡毒得意念，田小娥的形象就是在這個時候浮上我的心里。在彰顯封建道德得無以數計得女性榜樣得名冊里，我首先感到得是最基本得作為女人本性所受到得摧殘，便產生了一個純粹出于人性本能得抗爭者的人物……后來，我取名田小娥的人物，竟然是這樣完全始料不及地萌生了。

——《尋找屬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寫作手記》

作者一步一步由史實中看到了女性的生存處境：沒有任何的自主權，且處處受到封建文化封建道德的殘害。這些自然而然激發起了他內心的人道主義精神，為女性鳴不平，為女性立傳的想法萌生了。作者開始走進民間，走進近百年前他的村莊——白鹿原。

田小娥、白靈、鹿冷氏三人形象的塑造即是作者為眾多“貞婦烈女”打抱不平的見證，是作者在女性人物群中選取的典型代表。通過塑造這三位不同性格且都具有反叛意識的女性來展示整個關中女性的秘史。以田小娥為例，她即是一類沖破封建倫理的束縛，讓女人的本性得以體現的反叛女子；而白靈則代表了新時代擁有先進思想的一類反叛舊制度的女子；鹿冷氏是新舊時代和思想轉折時期的典型女性的代表。從她們身上我們看到女性悲慘的命運史，她們就像流星一樣用瞬間光輝點綴了男性的夜空，然后無息地陷入了難以逃脫的命運悲劇，用無奈和凄慘為自己一生畫上了句號。不管是田小娥，鹿冷氏還是白靈，作者都表現出對女性深受封建禮教迫害的同情與憐憫——“一個個如花似玉的女性萎縮成皺褶的抹布一樣的女性，對于她們來說，人只有一次的生命是怎樣痛苦煎熬到溘然長逝的……我莊嚴地念著，企圖讓她們知道，多少多少年以后，有一個并不著名的作家向她們行注目禮�！�

2、作者創作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1）創作中的生活原型基本來自男性

作者在自己的寫作手記中曾幾次提到自己在民間采訪時的情景。“我找到了村子里幾位是我的爺輩的老漢，向他們地上一支雪茄煙�；蛟谒�的家里，或在我的剛剛易用的寫作間里，我讓他們將自己所記得的村子里的事記得什么便講什么�！薄叭欢�也不是沒有收獲，我和近門的一位爺爺交談時，把范圍縮小到他和我的這個陳姓的門族里。他約略記得也是從老人嘴里傳下來的家族簡史……”從這里可見，作者采集的素材基本上是出自男性之口及他們的所見所感，包括很多人物的故事都是出于這些男性的敘述之中。幾乎從未提及通過采訪女性來獲得素材的經歷，從作者自己講述中也可以看出對于家族的記憶男性對他的影響較為深刻。除此之外，另一種收集方式則是大量查閱當地幾個縣的縣志，從縣志中尋找所需要的資料，而縣志大多也為男性所著。也就是說作者使用材料大多是經驗素材，且是男性經驗素材，自然敘述中就會有男性經驗的敘述�！栋茁乖�》中的白嘉軒，即是來自眾多經驗素材中一個男性原型——陳忠實的曾祖父。

他說他見過我的曾祖父，個子很高，腰桿兒總是挺得又端又直，從村子里走過去，那些在街巷里在門樓下坦胸露懷給孩子喂奶的女人，全都嚇得跑回自家或就近躲進村人的院門里頭去了。我聽到這個他描述的形象和細節，是一種無以名狀的激動和難以抑制的興奮。此前我已經開始釀構想著的一位族長的尚屬模糊平面的影像，頓時就注入了活力也呈現出質感……我對族長這個人物寫作的信心就在這一刻確立了，至于他的人生際遇和故事，由此開始孕育。

——《尋找屬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寫作手記》

（2）作者精神內核上的矛盾與保守

陳忠實生長在一個封建文化底蘊濃厚的關中平原地區，對于這塊土地，陳忠實在對自己的小說進行闡述時曾講到：封建文化封建文明與皇族貴妃們的胭脂水洗臉水一起排泄到宮墻外的土地上，這塊土地既接受文明也容納污濁。緩慢的歷史演進中，封建思想封建文化衍化成為鄉約族規家法民俗，滲透進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這即是儒家文化的力量。而當地的“關學”與儒家文化更是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經過歷朝歷代的傳承更是根深蒂固�！瓣P學”是北宋張載在陜西關中地區所創建的理學學派，“關學”有三個鮮明的特點：第一為尊儒；第二為重禮，他們都把“躬行禮教”作為出世原則；第三為務實，他們繼承漢代以來儒家經世致用的傳統。關學就是儒家文化在關中地區長期積淀的結果�！靶奚睚R家治國平天下”，“克己復禮”，“遵禮重道”等都是儒家文化典型思想，而這些正好為關學所繼承。文本中的幾位主人公，例如白嘉軒、鹿子霖、朱先生等在不同程度上踐行著儒家思想文化。特別是白嘉軒，他可以說是白鹿原儒家封建倫理道德的一個理想化了的活的樣板，也是“生活秩序，倫理原則的化身”，同時也是一個“肯定的正義力量的化身”。這些傳統文化的踐行者們以強大的力量維護著中國宗法家族制度和文化。

作者看到了這一點，并在作品中反映了儒家文化對婦女精神與肉體的雙重殘害，也表現出了作者對這種文化一定意義上的痛恨。但作為讀者，我們跳出文本去思考。不免會發現作者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也在遵循著這一文化。文中對白小娥與黑娃的偷情描寫如此得赤裸，但對于革命者鹿兆鵬與白靈的性描寫風格則完全不同，幾乎映襯出他們身份的不同。這不正反映了儒家的榮辱觀嗎？文中的儒家代表人物朱先生幾乎被描繪成圣人形象，即說即中，受白鹿原上老老少少的崇敬。從鄉親們為朱先生送靈就可以看出：書院門外的場地上和山坡上聚集著黑壓壓一片人群……人群爆發起洪水咆哮似的哭聲……而且不斷有人加入到凌亂不齊的送靈人群后頭默默前行。同樣，儒家文化的踐行者白嘉軒作為白鹿原的族長以鄉約約束白鹿原的所有人。對于女性，作者筆下的男主人公從來都是這么認為的：女人要么是供男性發泄欲望的工具，證明男性力量強大的客體；要么是維系宗法的傳宗接代的符號。白嘉軒的六娶六喪，鹿子霖在原上眾多的干兒子等都是典型的例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叛逆的黑娃歸向儒家，成為朱先生最好的弟子；“不孝”的白孝文重進白鹿原的祠堂。這些不正是說明了儒家文化的回歸嘛？

陳忠實看到女性的悲劇，看到了封建禮教和道德的殘忍，欲塑造幾位反叛女子來控訴，反抗這一切，但是當作者真正進入寫作中時，思想內核上卻出現了很大的矛盾。具體則表現在作者在《白鹿原》中的文化立場和價值觀念上：他既批判儒家一些觀念，同時又在贊賞他；既在鞭撻，又在挽悼；他既看到了傳統的封建文化是現代文明的路障，又對傳統文化人格魅力戀戀不舍；他既清楚地看到白鹿原上的農業文明已漸消失，又希望從中找到拯救和重鑄民族靈魂的方法。人物命運起落時刻體現著作家的思想意圖，從這些細節方面我們不難看出作家本身也沒有突破這一點。作家傳統觀念的濃厚，一定程度上表現出了他的保守主義傾向。作者即使想將一種新的思想，新的人物，先進的革命戰士作為突破的象征，但最終還是沒有成功。當然這不僅僅是作家一個人的原因，更多的是社會、歷史因素，人文原因等，作者受主觀意識的影響安排心目中的完美女性白靈悲慘的死去，這也說明了作者沒有找到在新時期新女性應有的生存方式。

（3）對于女性經驗認識的不足

從作者產生寫作欲望到收集素材在到寫作的整個過程來看，作者筆下的女性人物大多是按照長輩們的說法且多為男性的說法以及自己的寫作意圖臆造出來的。作者一開始翻閱縣志時就發現大量關于“貞婦烈女”的描述，而他筆下女性人物的產生也就是從這里開始即從“貞婦烈女”這個概念出發的，田小娥形象的出現就是一個典型。作者對于女性經驗不熟悉勢必會造成文本中多以男性的眼睛去觀看女性，使女性成為被憐憫被拯救的對象。這也就像在電影院里的觀眾觀看電影，他們對熒屏上的女性有評判和感覺的權利，或喜歡，或厭惡，或憐惜，或敬佩等等。一旦以這樣的姿態去寫作，那么作者與自己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就會存在距離感。如果以女性的眼睛，以女性的思想去看待女性，那結果大相徑庭。此時的作者就不在是電影大廳里的觀眾，而是與自己的女主人公同時活動在電影屏幕上的一員。盡管作家陳忠實筆下的女性形象已很鮮活，但其女性形象較文本中的男性形象相比仍顯單薄，且在文本中多扮演“他者”的角色，缺乏女性主體意識。女性在大多情況下，只是一個受動者，一個隨著生活之流沉沉浮浮的“他者”，一個外位性的存在。由于作者缺乏對女性經驗認識沒能對小娥等女性作立體的更有人性深度和精神力度的描摹與刻畫，極少從女性的視角來設身處地觀察審視白鹿原社會和小娥等她們本人的內心感受。作者沒能與人物達到思想上、心靈上的深度溝通與契合，始終是看與被看，寫與被寫的關系。這與有些女作家相比，差異性則顯而易見。比如丁玲的作品《我在霞村的時候》同樣是農村題材，她筆下的女主人公貞貞也是一個反叛的角色，但給人感覺完全不一樣，她不在扮演被同情被拯救的角色。其中一個原因是作者以自己豐富的女性經驗和女性獨特的觀察視角將自己和主人公融合起來。被日寇蹂躪而染病的革命者貞貞，并沒有像這位女性作家及其他女性想的、勸的那樣接受一個不嫌棄自己，且自己曾深愛的，而且一直愛著自己的夏大寶。

有兩次，我看見那顯得精悍的年輕小伙子從貞貞母親的窯中出來，我曾把他給我的印象和貞貞一道比較，我以為我是非常的同情他，尤其當現在的貞貞被很多人糟踏過，染上了不名譽的，難醫的病癥的時候，他還能耐心的來看視她，向她的父母提出要求，他不嫌棄她，不怕別人笑罵，他一定想著她這時更需要他，他明白一個男子在這樣的時候，去對他相好的女人所應有的氣概和責任。而貞貞呢，雖說在短短的時間中，我找不出她有很多的傷感和怨恨，她從沒有表現出她現在很希望有一個男子來要她，或者就只說是撫慰吧。但她應該有些溫暖才好，她是受過傷的，正因為她受傷太重，所以才養成她現在的強硬，她似乎是無所求于人的樣子，但我總以為如果有些愛撫，非一般同情可比的憐惜，去溫暖她的靈魂，是必須的。我喜歡她能哭一次，找到一個可以哭的地方去哭一次，我是希望著我有機會吃到這家人的喜酒，至少我也愿意聽到一個喜訊再離開。

“然而貞貞在想著一些什么呢？這是不會拖延好久，也不應成為問題的�！蔽疫@樣想著，也就不多去思索了……

——《我在霞村的時候》

曾經因貧窮不敢正視貞貞，不敢大膽的追求愛情的夏大寶重新站在已重病纏身，名聲極壞的貞貞面前，不同人有不同的想法和選擇，尤其是眾多的女性。

“你總得說一句呀，你就不可憐可憐你的娘么？……”

“路走到盡頭總要轉彎的，水流到盡頭也要轉彎的，你就沒有一點彎轉么？何苦呢？……”

一些女人們就這樣勸著她。

……

貞貞出來了，可是她并沒有到我的房子中去，她向后山上跑走了。

“這種破銅爛鐵還搭臭架子，活該夏大寶倒霉……”

聚集在院子中的人們紛紛議論著，看看已經沒有什么好看的了，便也散去了�！　�

——《我在霞村的時候》

貞貞的決定出人意料，特別是各位包括作者在內的女性。作者巧妙地以女性眼光來審視女性，她所塑造出的女性形象與男性眼中的女性性想象相比要深刻得多，且讓女性形象立體化，具有一定的豐富性。例如貞貞的性格，從不同的側面有所展示，不管是貞貞對夏大寶的愛情，還是對革命事業的態度，對世俗的看法等等，她給人的印象是善良、勇敢、堅強、上進等等，她的性格非常鮮明、飽滿。貞貞選擇了離開霞村，治病，讀書。作者讓我們看到了新女性的生活方式，看到了新女性的主體性與創造性�！栋茁乖�》中的女性也不乏鮮活的色彩，但由于作者缺乏對女性世界深層認識，缺乏和自己的女主人公的溝通與對話，從而導致文本中的女性始終是“男人眼中的女人”，這樣，作者給予她們的同情也就失去了意義。她們的主體性與創造力被掩埋了，作者沒能為新女性找到一條希望大道，其中的一個原因即在此。

《白鹿原》向我們展示的三位反叛女性在當時的社會具有代表性，她們創造了各自生命的意義，印證了女性艱難的生命史。使我們看到女性要真正實現男女平等，真正在社會和文化的建構中發揮主體性與創造力，仍然有漫長的路程。作為《白鹿原》的作者，而且是一位男作家，能看到封建禮教對女性的深度殘害且為其鳴不平體現了作家的人道主義精神和高層次素養。陳忠實從文化、社會等各方面去窺視人性，發現了封建社會女性的生命價值，這對女性的解放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作為一位擔負社會責任的作家，不能將女性一味當成被解放和被拯救的對象和犧牲品。作家是有責任去倡導女性的生存權利和發展空間的，應當倡導和表現男性與女性平等、和諧發展的。女性問題，是個人的悲劇更是歷史的悲劇。當代作家，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都應以新的觀念新的方式，共同以實現女性價值為己任，讓女性的主體性和創造力得到充分的體現。這樣，才能將作家的立場建構在兩性平等的視野上，使作品能閃爍女性的解放之光。

參考文獻

1、陳忠實：《白鹿原》，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6月1日，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