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雷雨》中的戀母仇父情結(一)

《雷雨》中的戀母仇父情結

  【摘要】：曹禺以其處女作《雷雨》而展示著生動活潑的人物、激情洋溢的臺詞、獨具匠心的構 思和跌宕起伏的情節及悲憫濟世的情懷，并奠定了劇作在中國現代話劇史上的具有開拓價值的經典地位。可以說，曹禺正是依托劇本主題正是弗洛伊德稱之為“俄狄浦斯情結”的那個“戀母仇父”。作品表現特定時代作家的心靈標本，是人類精神世界的照應。

【關鍵詞】：曹禺；《雷雨》；俄狄浦斯情結；敘事模式；生命情韻《雷雨》是曹禺的第一部著作，體現著作家對人類生存狀況的困境，人的精神的痛苦、人的本性的罪惡。作家懷著悲天凄然的情懷審視、詮釋人類困惑根源的同時，也闡明如何消除困惑，人類精神叛逆的問題。

     作品《雷雨》通過描寫魯大海與周樸園的矛盾、魯大海與魯待萍的深情、繁漪與周萍的“鬧鬼”等現象，”。展現深刻的主題正是弗洛伊德稱之為“俄狄浦斯情結”的那個“戀母仇父”貫穿全劇，時隱時現，制約著人物行動，占據著人物的心靈空間 。

《俄狄浦斯王》是古希臘悲劇作家索福克勒斯著作進述了：俄狄浦斯在生下來的時候，就有神諭告知其父母，他們的兒子將犯殺父娶母之罪，于是他的母親讓牧人將他弄死；牧人出于憐憫，將他送給了報信人，結果他長大之后果真“殺了不該殺的父親，娶了不該娶的母親”，即犯了不應該犯的罪，最后他為了懲罰自己，弄瞎了雙眼，自我放逐他鄉。這一悲劇一直被當做一部命運的悲劇，激發后代作家的創作靈感。弗洛伊德這位酷愛文學的精神分析學大師，則“根據自己對古希臘悲劇的知識，提取了這個殺父娶母故事的相似之處，從而為亂倫的欲望發明了‘俄狄浦斯情結’這一術語。多少年來，俄狄浦斯情結早已成為一些作家從事文學創作的一個主題，同時也成為精神分析學派批評家分析文本的一種方法。無論從創作主題或批評方法的角度來看，《雷雨》都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為數不多的典范。 

    

  一、曹禺悲劇中“俄狄浦斯情結”演繹的人文蘊藉

“悲劇”概念，作為一種戲劇藝術形式而起源于西方文化古希臘悲劇，主要是主人公與現實之間不可調和的沖突及其悲慘的結局，構成基本內容的作品表現人生的悲哀、痛苦、憐

憫和抗爭。譬如說，希臘的神話和悲劇皆認為人生的悲哀和痛苦是與生俱來的，依托神加以支配，是一種無可規避的人生命運。諸如索福克勒斯敘寫的《俄狄浦斯王》，就是命運悲劇的藝術典范。及至文藝復興時期，人類開始從“神的世紀”回歸到了“人的世界”，并將自身的性格演進作為描摹的主要對象，主張性格的缺點是造成悲劇的生命基因。如此一來，“性格悲劇”就逐漸取代了“命運悲劇”，像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等四大悲劇均是由性格的缺點而導致的。繼之，“社會悲劇”又成為時代的主題，而它注重描寫社會的不合理因素給世人所造成的苦難。為此，在19世紀叔本華開辟了一個新的哲學思辨時代，認為悲劇三種模式：“罪大惡極之人所造成的悲劇；盲目的命運的捉弄所造成的悲劇；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之間由于相互間的誤會、猜疑和傷害所造成的悲劇。其中第三種悲劇最為可怕，因為它彌天漫地，無處不在。悲劇的最終原因是原罪，即生存的本身之罪。即人的最大罪惡就是：他誕生了。”

    人類的一切行為動機均來自于自身無意識的本能欲望，它是人類一切活動的根本動力和緣由。（弗洛伊德認為），文學藝術自然也不例外。即文學藝術的創作就是作家在無意識地放松對意識的控制而產生的“自由聯想”的演化結果。弗洛伊德指出：“目前的強烈經驗喚起

創作家對年輕時的回憶（通常是孩提時代的經驗），這種回憶在現實產生了一種愿望，這愿望在作品中得到實現，作品本身包括了兩種成分：最近誘發事件和對舊事的回憶。”{2}說明文學作品創作動機的形成，往往可以追溯到作家童年時所受的強烈影響和特殊經歷，作品的深層意蘊中通常也隱藏著作家童年體驗的生命烙印；作家與作品是一個完整的意識整體，他們之間客觀上又存在著某種屬于個人隱私性質的內在精神聯系。為此，他特別重視童年經驗，主張創作動機的形成與創作者童年時的經驗，以及其中尤為特殊的“戀母情結”緊密相連。由此可見，曹禺的人生經歷、生命情感、審美趣味，似乎與《雷雨》中的眾多人物有著千絲萬縷的有機關聯。換句話說，作者好像依托劇中人的語言行動，注重彰顯一種內心潛在的“戀母仇父”情結，而此情愫恰好又是神秘莫測的個人無意識和集體無意識加以交織變異的生命格局。

曹禺坦承：《雷雨》對我是個誘惑，與《雷雨》俱來的情緒蘊成我對宇宙間許多神秘的事物一種不可言喻的憧憬。《雷雨》可以說是我的“蠻性的遺留”我如原始的祖先們，對那些不可理解的現象，睜大驚奇的眼。我不能斷定《雷雨》的推動是由于神鬼，起于命運或源

于哪種顯明的力量，情感上，《雷雨》所象征的，對我是一種神秘的吸引，一種抓牢我心靈的魔。《雷雨》所展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報應，而是我所覺得天地間的“殘缺”同時，與此情緒俱來的“那就已經是我性情中郁熱的氛圍”，它的主基調是“極端”和“矛盾”，表現在人物身上，就是“時常不由己地，更歸回原始的野蠻的路，流著血，不是恨就已經是愛，不是愛就已經是恨，一切都是走向極端，要如電如雷地轟轟地燒一場，中間不容易有一條折中的路”。這表明作者對人世間命運的悲憫和對天地間“殘忍”的疑懼，認同人是極端可憐的動物并生活在“狹的籠”中且不自知，而整天“盲目地爭執著，泥鰍似的在情感的火坑里打著昏迷的滾，用盡心力來拯救自己”，然而人生悲劇命運卻像只無形的黑網使之“愈掙扎，愈深沉地陷落在死亡的泥沼里”并且永遠也無法“逃脫這黑暗的坑”。

假果把人生比做舞臺呢，那么愛情和婚姻即是這舞臺上演的一出充滿悲歡離合的大戲。清華園里的熱戀激發了曹禺創作的潛流。1931年春天，曹禺導演并擔當主演的《娜拉》在清華大學禮堂公演。曹禺和鄭秀的情緣就已經從這時開始。1933年，清華話劇社決定排練曹禺翻譯的高爾斯華綏的《罪》。這出戲由曹禺導演并扮演男主角拉里。至于誰來飾演拉里的戀人汪達，曹禺想到了鄭秀。他覺得鄭秀的氣質很適合；這是接近鄭秀的很自然的方式。在排戲的日子里，曹禺沉浸在追求鄭秀的癡迷之中。每當排戲演到拉里向女友汪達傾訴愛情之時，曹禺特別投入，他完全把自己當成劇中的拉里，把戲從臺上演到臺下。  

現實與幻想完全是兩回事。所以后來曹禺和鄭秀痛苦地分手，就是因為現實中的鄭秀與他所幻想中的鄭秀相差的太遠。但是，無論他們之間的情感歲月經歷了怎樣的是是非非，當初兩人在清華園癡迷的戀情，都是曹禺孕育和創作《雷雨》的動力之源。1933年上半年，曹禺與鄭秀正沉醉在甜蜜、如癡如醉的戀愛之中，在這同一時間里，曹禺開始了《雷雨》的創作。在南開中學時，曹禺就有《雷雨》的構思，只是那時他尚處于人生與藝術的儲備期。當曹禺作為一個成熟的創作者時，實際上他已經站在了戲劇創作的起點。然而，他卻遲遲不能動筆，因為在他的內心深處，還缺少一種激情。對于藝術家來說，這種激情不言而喻指的是愛情。所以，一部藝術家的創作史，在某種意義上說，又是一部兩性愛情的激情史。由此不難理解為什么曹禺構思了五年之久的《雷雨》，獨在1933年上半年進入寫作階段。  

曹禺在《雷雨》舞臺提示表明：“屋中很氣悶、郁熱逼人，空氣低壓著。外面沒有陽光，天空灰暗，是將要落暴雨的神氣。”開始就讓觀眾感覺到某種郁悶、壓抑、沉重的氛圍。雷雨是一種原始的自然力量，在這里雖被賜予了生命，但并未喪失其真實性。第二幕的舞臺背景更加富有野性了：“雖然方才落了一陣雨，天氣還是郁熱難堪，天空黑漆漆地布滿了惡相的黑云······以后閃電更亮得藍森森地可怕，雷也兇惡似的隆隆滾著······狂雨就要來了······最后暴風暴雨，一直到閉幕。”《雷雨》中的人物就是在這樣由原始力量所完全主宰的世界背景中展現自己的活動的。

周萍與繁漪的戀母情結，在全劇的俄狄浦斯情結表現形式中是最詳細的、最完整的一條線索。劇情開場之前，他們的關系就已經確立。周萍與繁漪之間的關系原為前妻之子與后母，這后周萍的引誘，才把繁漪“變成一各母親不像母親，情婦不像情婦的路上去”的。如果說繁漪是叛逆者，是破壞封建社會秩序、撕毀封建主義“尊嚴”的勇士的話，那么，周萍稱為繁漪的老師，并不能算作過甚之詞。后來這種長期的壓抑竟然導致她心理變態，瀕臨精神崩潰，二少爺年幼，況且對于繁漪這位有著文化教養的女人來說，顯然還不至于去和未成年的親生兒子調情做愛，即使那樣做了也無法得到滿足；魯貴這個不值得一顧的下等男人，根本就不夠資格沾她一點邊，惟一可成為她性投射對象的就已經是周萍；既不是她的親生的兒子，同時治比她小六七歲，正是欲火旺盛之年華。再加上這里無人干擾的環境，真是天賜良機，因此，“鬧鬼”的事情就這樣發生了。

曹禺出于一種對人類困境的悲憫情懷，在刻畫《雷雨》的人物時，既寫出了他們本能的驅使和欲望的放縱而導致的可怕后果，又展示了他們對這種可怕后果的恐懼、緊張和厭惡之心。如周萍，全劇的重要角色，可謂罪孽深重，他因兩度亂倫，這是為倫理所無法饒恕的。但，作者卻沒有將他寫成一個讓人憎恨的人物形象，而是傾盡筆墨揭示兩度亂倫給這個人物內心造成的悲劇心里。而周萍與繁漪亂倫的原因，在曹禺看來，根底還在于人的本能情欲，是總在悔恨自己過去鑄成的錯誤，當一個新的沖動來了，本能和欲望，又如潮水淹沒了他。他理智，不過是卷在漩渦里的一段枯葉。他從小生長在周公館里，連自己的母親是誰都不知道。只知道她“早已死了”，這對他來說無疑是重大打擊。父親和他幾乎沒有什么話可說，他對周樸園也只是敬畏三分；而繼母繁漪有了自己的兒子，不能給母愛和溫暖。他自小在內心深處的情感和欲望郁積成了戀母情結。當他成人，有了明確的性欲望時，便扎進了她——他現在的母親的懷抱，實現了兒時無意識欲望的滿足，將積壓在深處的力比多射到了性愛的對象上。在這里，我們看到的是，周萍的戀母情結表現在同繁漪的曖昧關系上；又表現在對父親的嫉妒和不滿上，這種急端就有可能導致報復甚至仇殺。然而，劇中的周萍卻沒有走上這一步，他實際上是完成了報復式的計劃。

由于童年遭受到的心靈創傷，憎恨著父親的周萍對后母的不幸產生了特殊的精神情感，而欲望對理想堤岸的沖決和淹沒，促使他不僅說出了對繼母不該說的話，而且還干出了對繼母不該干的事。毫無疑問，這是殺父娶母的俄狄浦斯情結的另一種變體。周萍的身上，存在激烈沖突兩種力量的斗爭；以伊底為一方，以自我為一方，自我的力量和伊底的力量勢均力敵。當伊底力量占上風時，他就對母親產生沖動并且干了那樁不可饒恕的罪過；而一旦自我力量壓倒伊底力量時，占據他心靈的就已經是“犯罪情緒”，因此他后來總想處處避開繁漪的糾纏，試圖通過和四鳳的正常戀愛達到自我的升華。可以看出，周萍每犯下亂倫之罪，其靈魂極度的恐懼、深處的自責和悔恨，都無疑把他往毀滅的道路上推進了一步，就如同跌進沼澤，“愈掙扎，愈深沉地陷落在死亡的泥沼里”。

不過，就《雷雨》營構的具體故事而言，周萍的這種“原始情欲”，則是以一種“俄狄浦斯情結”曲折地體現出來的。赫胥黎指出：“如果沒有從被宇宙過程操縱的我們祖先那里遺傳下來的天性，我們將束手無策；一個否定這種天性的社會，必然要從外部遭到毀滅。如果這種天性過多，我們將更是束手無策；一個被這種天性統治的社會，必然要從內部遭到毀滅。”{10}說明人的理性特質正是人類的高貴文明之處，此類理性精神對人的野性欲望的泛化，的確是有明顯的抑制、約束、羈絆的審美作用，而人類文明進程中無節制地放縱自身本能，必將導致悲劇。為此，曹禺悲劇敘事中對人類本能蘊藉的某些頗為寶貴的勇敢、頑強、堅韌、同情等品質是非常渴望、希冀和張揚的，希圖以之改觀現實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慵懶、軟弱、自私、狠毒等扭曲的人性特征。魯迅曾說：“做夢的人是幸福的，倘若沒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緊是不要去驚醒她。”{11}因此，繁漪就是一個不幸者，而覺醒后等待她的唯有比做夢更為殘酷的悲慘現實。雖說她不安于“三從四德”所規定的殘酷命運，希冀掙脫封建禮教的桎梏，改變自己身為工具的命運，渴盼做一個真正的人，然而她在不自覺中以自己情感的殉葬，將個性解放與反封建的錦旗擎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