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區域文化視野中的現代作家研究(一)

突破瓶頸  演繹樂章——論區域文化視野中的現代作家研究

一、現代文學語言，白話并簡潔

語言是進行文學創作的一個重要環節，對文學思想進行變革，那么就要現對語言進行改革，魯迅筆鋒馳騁縱橫，詞采飛揚，形式多樣，變化多端。在語言表述方面，魯迅的文學作品也頗具研究價值，是現代文學語言的典范。魯迅擅長用平白如話的語言闡釋較為復雜的社會關系和人性特點，通俗點講，在現代文學語言的呈現上體現出“有真意，去粉飾，少做作，勿賣弄”的特點。魯迅先生作為中國現代文學之父，對采用白話文進行文學創作十分的提倡，暗藏魯迅最內在的情緒體驗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并且在自己的創作中也一直在堅持自己的白話文學主張，在他的雜文中還對那些反對白話文的人進行了激烈的抨擊。另外，在“五四”時期，西方文化曾經大量的涌人中國，一些新的名詞也就隨之傳人中國，這個時候作家們在進行文學創作的時候，對于這些新名詞的運用，魯迅先生曾說:“歐法文化的侵人中國白話中的大原因，并非因為好奇，乃是為了必要。”所以說他非常主張主動對這些外國語中的有用成分進行吸收和利用，豐富自己的文學語言。

二、現代文學體裁，新詩應創新

關于文學體裁，魯迅先生予以很多的建設性論述，他用自己的筆堅持社會正義，反抗強權，保護青年，且這些論述對于現代文學理論的構建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在當時新詩的出現，可以說在文學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不少學者對其進行研究。魯迅的藝術創造力是驚人的。但魯迅先生在詩歌的創作以及批評方面都沒有進行系統的論述，他的新詩只有《夢》、《他》、《桃花》等六七首而已，遠不如他的雜文以及小說的創作數量。魯迅先生對新詩的理論建設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魯迅先生認為新詩應該是對真實的情感進行的表達，他對新詩的擇選和對新詩詩人的評價，要求用真實的健康的情感引起讀者心靈上的共鳴。第二，魯迅先生認為詩歌創作時應該對其內容進行重視。一首好的詩歌應是內容和形式俱佳的，詩歌對其語言進行有規律的排列組合，有利于精煉文字，使詩歌富有韻律。第三，魯迅先生主張在詩歌的藝術形式上采用白話作詩，對新詩進行創新。在現代文學發展史上，詩歌作為一種文學體裁，貴在創新。中國詩歌只有進行創新，才能夠走上新生的道路。這里的創新是指題材內容的創新，語言與手法的創新。

陳明遠的《文化人與錢》及其后《文化人的經濟生活》一書，在作家與稿酬關系的相關研究方面，提供了大量生動而翔實的數據，非常引人注目。其次是媒體特征與文學生產關系問題。在文學研究中比較早地關注到這一問題的是吳福輝。1994年，吳福輝在《作為文學（商品）生產的海派期刊》一文中，以海派期刊為媒介討論了文學生產的問題。1999年，湯哲聲在《中國現代通俗小說流變史》的《緒論》一章中，將報紙副刊的特點與刊載于其上的通俗小說特點聯系在一起，指出通俗小說具有副刊性質，其產生背景與報紙副刊面向大眾，具有世俗化、社會化的特點分不開，同時也影響了通俗小說創作的情節結構，并進而指出這是通俗小說特有的審美特征，不能被盲目否定，首次將通俗小說本質與媒體特點聯系在一起進行分析。李今《海派小說與現代都市文化》一書，在討論上海新聞出版業的商業特征之時，不僅討論了上海的讀者群體，還關注到上海新型文化人走向世俗，成為“具有現代意義的大眾傳播媒介報紙刊物的雇傭者”，而“小報”則最能代表新聞出版業的商業特征。沿此思路，李楠《晚清民國時期上海小報》在討論小報小說特點之時，注意到小報小說“是文學被納入市場格局后的產物，是非單行本化、連載化的報刊媒體文學”，具有“未完成時態、片斷化、章回體化”等特點，而這些特點，都是與小報的商業性質和媒體性質密不可分的。

陳平原的《現代文學的生產機制及傳播方式——以1890年代至1930年代的報章為中心》一文則關注到了報章在文學革命、文學生態、文體以及作者群之間的重要作用，關注到報紙的“制造”對文學思潮及現代文學性格及進程的深刻影響。再次是現代文學與市場機制的關系。較早談及這一問題的是袁進。在《近代文學的突圍》一書中，他關注到了現代文學中文本的制作與傳播方式在文學活動中的重要地位，梳理了文學傳播方式的古今演變，指出它不僅制約著作者的創作，同時也制約著讀者的閱讀。對于現代文化市場機制的建立，通俗文學研究界則持樂觀的肯定態度。范伯群《現代通俗文學的現代化與現代文化市場的創建》一文中則認為，大眾傳媒的發展和推動在新型市民文化的創建過程中承擔著積極的作用，通俗文學作家“既能順應又能駕馭市場”。引人注意的是，在《五四新文學的先鋒性》一文中，陳思和則從現代性問題的相關思考出發，關注到大批以現代傳媒為中心的文體和文學也逐漸完善了市民階級審美的心理和審美的需要，恰恰是現代文學現代性的兩個維度之一，而“文學史始終出現一方面，是走市場化的文學”。這一結論，對于構建多元文學史觀，具有積極意義。劉勇也在2008年出版的高校教材《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視域與形態》一書中，將《現代文學與傳播文化》專列一章，把現代文學與市場機制之間的復雜關系正式納入文學史教學，有利于使該課題引起更廣泛的關注。但是，就文學廣告本身而言，上述研究可以說只談到了文學廣告的載體——現代傳媒，僅把文學廣告作為現代文學市場化的一個例證，而未深入研究現代文學廣告本體。所謂文學廣告是指在報紙、文學期刊和書籍上出現的、以文學書刊宣傳為主要內容的廣告信息。為文學做廣告，本是出版商、作家或編輯進行促銷的商業行為，作為例證，可以很好地說明現代文學市場化的特征。但是，我們還應該看到，文學廣告不同于其他類型的商業廣告，就其內容而言，由于文學家的介入，特別是有像魯迅、巴金、葉圣陶等一大批名家參與到現代文學廣告的撰寫、制作中來，現代文學廣告的總體品位得到了提升，廣告的文學意味、文化內涵大大增強，顯示出了與其他商業廣告迥異的特性，現代文學廣告成為現代書話的一種。對現代文學廣告本體進行研究得益于學界對現代文學史料研究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