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區域文化視野中的現代作家研究(二)

近年來，現代文學研究中的史料問題被廣泛關注，2005年更被媒體稱為現代文學研究的“史料年”。這一年在香港新發現了海派作家張愛玲的佚文《郁金香》，促成對史料的關注成為9月14日在清華大學召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理事會的熱點話題。緊接著，《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5年第6期推出了“文獻史料專號”，在媒體的擴大影響之外，又深化了對這一問題的學術滲透。然而對史料的關注并非始于2005年。早在2003年12月，出于因不重視史料而導致現代文學“‘學術研究安全運轉’都成了問題”現狀的焦慮，錢理群提議召開了小范圍的“中國現代文學的文獻問題座談會”，并達成了“座談會8點共識”。而此番學術共識，已經被前輩學者認真地“規劃”過。樊駿先生積長年的思考，花費整整兩年的時間寫作了長達4萬余字的《這是一項宏大的系統工程——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工作的總體考察》，分上、中、下刊載于《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1、2、4期，指陳現代文學研究中史料工作的種種嚴重弊端。從樊駿先生當年少數人的“吶喊”，到目前學科領域多數從業人前后相隨的共鳴，問題意識已相當明顯。文學廣告是現代文學史料的重要組成部分。吳秀明、趙衛東在《應當重視現當代文學史料建設——兼談當代文學史寫作中的史料運用問題》一文中概括了現當代文學史料包括的主要內容，其中第一類就是：公開發表的各種文學作品（含文集、全集）尤其是文學評論、文學論爭、書評、序跋，有關文學問題的文件和政策法規、書刊的廣告和編者的說明，文學評獎的宗旨、條例、評委會成員、獲獎作品等。可見文學廣告作為現當代文學史料對現當代文學研究的重要性。對現代文學廣告本體進行研究，比較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以下一些方面：首先是對廣告文字和廣告式樣的系統搜集和整理，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專著居多，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范用編寫的《愛看書的廣告》一書。該書內容分為三個部分，即廣告文字、廣告式樣和書籍廣告談。廣告文字主要收入魯迅、葉圣陶、巴金、胡風等名家作品，以及20世紀三四十年代文化生活出版社、北新書局、新月書店、良友圖書公司等的廣告文字。這些廣告文字，其實已稱得上是很好的文學作品，可供人學習，亦可供人欣賞。許多是短小的書評，有時還傳達出撰寫者的感悟。廣告文字雖然簡約，但不缺少文采。

廣告式樣亦主要收入三四十年代的作品，設計美觀，又很實用，處處表現出設計者的才華與苦心。書籍廣告談部分收入十六篇文章，主要介紹中國現代書籍廣告的史實掌故，并表達出作者對書籍廣告的見解。廣告文字、廣告式樣以及書籍廣告談三個部分內容互相照應，形成立體的效果，充滿文化趣味又不乏實際的指導意義。就廣義的書籍廣告和廣告式樣而言，書衣（通常是指圖書封面）、圖書插圖也具有文學廣告的性質，對書籍起到宣傳和廣告的重要作用。姜德明對書衣、圖書插圖進行了系統的搜集和研究，其研究成果包括《書衣百影：中國現代書籍裝幀選（1906—1949）》《書衣百影續編：中國現代書籍裝幀選（1901—1949）》《插圖拾翠：中國現代文學插圖選》。其次是以文學廣告史料為研究對象，對作家（特別是名人）所擬文學廣告（書籍廣告）進行考證研究。這方面的研究以對魯迅所擬文學廣告（書籍廣告）的考證研究最有代表性，研究成果包括：肖振鳴的《〈北平箋譜〉廣告是否為魯迅佚文》、劉運鋒的《魯迅所擬書籍廣告和說明文字三則考辨》以及趙龍江的《〈域外小說集〉和它的早期日文廣告》。第三是以文學廣告史料為切入點，對某一時期的文學事件進行分析，力圖通過文學廣告來還原文學事件原貌，需要指出的是，力圖通過文學廣告來還原的文學事件通常與名人有關或是比較重要的。孫擁軍在《魯迅是否就讀過東京外國語學校——由〈豫報〉雜志上兩則廣告引出的考證》一文中，從《豫報》雜志上的兩則廣告入手，考證出魯迅沒有就讀過東京外國語學校。金宏宇、彭林祥在《新文學廣告的史料價值——以30年代的三個廣告事件為例》一文中，論及20世紀30年代文壇三個重要的文學事件，以《文學》創刊前后的廣告來探討其辦刊傾向和反響；從丁玲被捕之后的廣告中窺探30年代文化領域的“圍剿”與“反圍剿”斗爭以及從《中國新文學大系》廣告文本來了解書刊營銷、傳播等策略。第四是從文學書話和現代文學版本的角度來研究文學廣告。趙普光在《新文學書刊廣告類書話芻議》一文中提出，新文學書刊廣告是與現代報刊傳媒的興起發展和新文學的市場化、商品化相伴而生的。

很多新文學家都注重書刊廣告的寫作。由于新文學家的介入，廣告主體品味的提升，于是新文學書刊廣告的文學意味、文化內蘊大大增強，成為新文學書刊廣告類書話。新文學書刊廣告書話具備迥異于其他商業廣告的內在特征：文化內蘊、書卷氣息。新文學書刊廣告書話具有獨立的文學審美特征：即內斂的抒情、印象式評論、知識性說明以及小品化傾向等。這對于現代書話文體的豐富與現代文學史研究的拓展有著獨特的價值和意義。金宏宇在《新文學版本之“九頁”》一文中指出，一個完整的版本應該有九種因素，即封面頁、扉頁、題辭或引言頁、序跋頁、正文頁、插圖頁、附錄頁、廣告頁、版權頁。我們可以稱之為“九頁”。“即使是版本中的廣告也可能有重要的文學史料，如魯迅《野草》中關于‘未名叢刊’的廣告就被認為表達了‘未名社’的創作主張。附在新文學作品廣告頁上的廣告詞有許多都是著名作家、編輯所寫，有署名的，但多半未署名。它應該成為新文學史料學中輯佚和考證的重要對象。”《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三卷本）一書則是現代文學廣告研究的集大成之作，這套以廣告為中心的文學史著作，是不可多得的，“它吸收了民間學者的書話語義，又堅持了學院派之根本，學理并未淹沒在史料中。除了格式的特別外，敘述均有所本，非書話的散文式漫溢。作者控制著文脈，嚴謹性與史家的思維俱在，也獲得了一種學術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