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李白的行路難(一)

論李白的行路難

    722年李白應召入京，供奉翰林，試圖施展自己的經國濟世的宏愿，但他很快感到受到排擠，找不到政治出路，在或去或留之時，寫下《行路難》。這首詩是天寶三載李白離開長安時所寫，感嘆人生道路上的艱難險阻。下面淺談我從三首《行路難》中對李白的認識，探尋人生的意義。

一、行路難之李白

李白夙有“濟蒼生安社稷”的宏大抱負，但事實卻是“欲渡黃河冰塞川，欲登太白雪滿山”，現實社會并不給他以施展才能的機會。他在慨嘆“行路難”的同時，只有沉淪于詩酒和浪游在天涯。便是在他42歲的時候，機會來了。由于玉真公主的舉薦，玄宗皇帝征詔他入京。天寶元年（742）夏，李白曾有泰山之行，大約從泰山回瑕丘不久，便便接到了朝廷的詔書。李白自然狂喜不禁，這充分反映在《南陵別兒童入京》一詩中。“游說萬乘苦不早，著鞭跨馬涉遠道。會稽愚婦輕買臣，余亦辭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詩中的會稽愚婦，明顯指前面提到過的“魯一婦人”。而南陵，據王伯奇先生考證，就是今東關九仙橋北的南沙崗。南沙崗以南不遠就是豐兗渠（今府河），渠南是驛道，渠上有九仙橋。李白兒女們送他西去長安，正好經過南沙崗。看來“九”仙橋應就是“酒”仙橋之訛，是因為橋北不遠為李白居所而得名。 

李白進京后，玄宗皇帝授以翰林供奉。御調羹，金床相迎，也著實風光了一段時間。但是他很快就發現，自己在皇帝心目中不過是一個高級俳優，所謂安邦定國經世濟民的大志是根本沒有可能實現的。當時的朝政被把持在李林甫、楊國忠一流人的手中，正直耿介之士無不遭到壓制和排擠。不久，李白就受到了張土自的讒害，漸漸被皇帝疏遠。天寶三載（744），李白終于上疏乞還，玄宗詔許賜金還山，于是便結束了這次僅一年的從政生涯。這年的歲暮，他又回到了瑕丘家中。 

這次從政失敗的經歷，對李白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但換一個角度來看，又未始不是一個“好事”：反映在詩歌創作中是他對社會現實的認識更加清醒、深刻。他的很多震爍千古的名篇是作于賜金還山之后。如《夢游天姥吟留別》，大約作于天寶五載（746）瑕丘家中。此詩一題作《別東魯諸公》，是他準備離開瑕丘南游吳越時的作品。此詩以恢宏的氣勢、瑰奇的想象，充分顯示了李白浪漫主義詩人的氣質，抒寫了他對光明美好的向往和對黑暗丑惡的蔑棄，詩的最后吶喊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道出了他郁積心中的深刻憤懣。 

此后，李白又開始了他飄泊漫游的和涯。他有詩說“一朝去京國，十載客梁園”。梁園就是河南開封，是他逗留得時間較多的地方。他以梁園為中心，南下吳越、西訪秦晉，東游齊魯，北達幽燕，十年中幾乎跑遍了大半個中國，中間敢幾度到瑕丘看望兒女，因為他的家此時仍在這里。 

天寶十四載（755）爆發的安史之亂，是唐帝國從繁榮昌盛的頂巔轉向衰落的轉折點，對詩人李白的人生際遇也產生了深刻重大的影響。戰亂爆發時李白正在安徽的宣城。他無比憂慮地關注著事態的發展，更使他揪腸掛肚的是仍滯留在胡兵鐵蹄踐踏下的瑕丘的兒女。“愛子融東魯，空悲斷腸猿！”這是令人泣下的悲嘆。虧得門人義士武諤的慨然相助，武諤冒著生命危險深入淪陷區，終于把伯禽接到了李白的身邊。

以上可以看出，李白一生伴隨著坎坷，懷才不遇是最真實的寫照，但尤是如此，他仍能堅持自己的理想，不斷與現實抗爭。懷天下與己任，造物弄人，葬送了一代能人將相，卻還給了我們一個詩仙。

二、李白之《行路難》

（一）創作背景

公元742年（天寶元年），李白奉詔入京，擔任翰林供奉。李白本是個積極入仕的人，被世人稱作“詩仙”，他才高志大，很想像管仲、張良、諸葛亮等杰出人物一樣干一番大事業，可是入京后，卻沒被唐玄宗重用，還受到權臣的讒毀排擠，兩年后被“賜金放還”，變相攆出了長安。李白被逼出京，朋友們都來為他餞行，求仕無望的他深感仕路的艱難，滿懷憤慨寫下了《行路難》組詩。

（二）詩臨其境

【其一】

這首詩一共十四句，八十二個字，在七言歌行中只能算是短篇，但它跳蕩縱橫，具有長篇的氣勢格局。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百步九折地揭示了詩人感情的激蕩起伏、復雜變化。詩的一開頭，“金樽清酒”，“玉盤珍羞”，讓人感覺似乎是一個歡樂的宴會，但緊接著“停杯投箸”、“拔劍四顧”兩個細節，就顯示了感情波濤的強烈沖擊。中間四句，剛剛慨嘆“冰塞川”、“雪滿山”，又恍然神游千載之上，仿佛看到了呂尚、伊尹由微賤而忽然得到君主重用。詩人心理上的失望與希望、抑郁與追求，急遽變化交替。“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四句節奏短促、跳躍，完全是急切不安狀態下的內心獨白，逼肖地傳達出進退失據而又要繼續探索追求的復雜心理。結尾二句，經過前面的反復回旋以后，境界頓開，唱出了高昂樂觀的調子，相信自己的理想抱負總有實現的一天。通過這樣層層迭迭的感情起伏變化，既充分顯示了黑暗污濁的政治現實對詩人的宏大理想抱負的阻遏，反映了由此而引起的詩人內心的強烈苦悶、憤郁和不平，同時又突出表現了詩人的倔強、自信和他對理想的執著追求，展示了詩人力圖從苦悶中掙脫出來的強大精神力量。

這首詩在題材、表現手法上都受到《擬行路難》的影響，但卻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兩人的詩，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統治者對人才的壓抑，而由于時代和詩人精神氣質方面的原因，李詩卻揭示得更加深刻強烈，同時還表現了一種積極的追求、樂觀的自信和頑強地堅持理想的品格。因而，和鮑作相比，李詩的思想境界就顯得更高。此詩多寫世道艱難，表達了離愁別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