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蠅王》看環境對藝術的制約關系(一)

從《蠅王》看環境對藝術的制約關系

《蠅王》是英國作家威廉•戈爾丁的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品。作品創作于二戰之后，關于一群孩童因未來世界戰爭困于荒島生活，后發生悲劇性結果的故事。作者以此揭露人性丑惡與社會弊病。作品的題材、場景設置、故事情節設置、意象等與英國同時期或之前的作家作品相比更為別出心裁，且深刻富有哲理性。因為環境與藝術之間具有互文性，藝術反映社會特性，研究《蠅王》中表現、反映真實社會特性的藝術形式、藝術手法與環境的關系，能夠發現：環境對藝術的制約作用。

一、現實背景：20世紀英國的社會狀況及文學思潮

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歷史事件莫過于兩次世界大戰，戰爭對于文學的影響也是眾所周知的。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年-1918年）后的文學思潮極大部分涌向了戰爭文學。此時期的英國雖是戰勝國但卻遭受慘重損失，許多有志青年戰死沙場，雖戰火已停，曾經和平的家園已然滿目瘡痍。作家們立足于這片精神的廢墟，現代派文藝作品應運而生。此類作品旨在體現西方文明背后的危機暗涌，一時造成不小的影響。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年-1945年）后，現代派文學開始走向衰落，這在戰期就已初顯端倪。在戰中的至暗時刻，作家開始創作關于生死和歷史深思的作品；或部分作家出現“逃避”心理，創作了對往昔美好生活表達思念的“懷舊文學”；還有的作家基于逃避、恐慌、禁閉感的冷酷心理，對“荒島文學”展開繼承和再創作。而有些戰后一代的青年作家，他們大多是在工黨當政的福利國家成長的，其受教育的費用都來源于公家津貼，在當時階級依舊分明的英國，他們的生活屢屢碰壁，因而出現了“憤怒的青年”的文學作品，他們通過文本內容來表達自己的憤怒情緒和不滿，而非試驗性的技巧。康諾利在1947年的《地平線》雜志上，就非常惋惜地表達了前衛派的文學作品現已不復存在的現狀。同時期的經濟也動蕩不安，譬如1926年的英國大罷工、1929年開始的資本主義經濟大危機，使得英國作家們更加把目光聚焦于經濟衰退上，此時的文藝作品大多帶有反資本主義、反法西斯的濃郁色彩。

20世紀初期至中期的英國社會是動蕩不安的，資本主義面臨著無可逆轉的重大變革，這個時代社會的信仰全面陷入危機，曾經的日不落帝國由盛至衰，英國人不復昔日的昂首挺胸、揚眉吐氣，世界各地的殖民解放運動沖擊和經濟衰退，其間每個時期出現的不同的社會狀況都能引發不同的思想潮流，但與20世紀初期的道德理想完全相悖，存在非理性主義的文化思潮。社會思潮的繁榮促進了英國文壇的發展，其間文學名作如雨后春筍，文藝創作面臨著新的成就與突破。

二、創作主體：威廉•戈爾丁的人生經歷

《蠅王》的作者威廉•戈爾丁成長于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從小酷愛文學。20多歲時，他便在詩歌寫作中嶄露頭角，但這初生牛犢般才氣尚不足以對英國文壇產生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威廉•戈爾丁的人生才出現了真正的轉折。二戰打破了他原來平靜的生活，1940年他加入了英國皇家海軍戰隊，作為戰艦指揮官，他參與了擊沉俾斯麥號戰役與諾曼底戰役。二戰中，他親身經歷了無數此生難以忘懷的戰役，也見證了這個時期中無數悲傷的歷史時刻。戰爭的殘酷和血腥、法西斯慘無人道的暴行、科技的發展卻引致原子彈爆炸的可怖場景，這一切令戈爾丁對這個世界感到疑惑迷惘，逐漸對人類本性產生了動搖。他開始思考和探索這個世界上戰爭與悲劇的根源，給他的文學創作帶來無盡的靈感與素材。

戈爾丁退伍后便重返以前的學校教書，同時繼續文學創作。戈爾丁十年的教書經歷也使他非常了解青少年的本性。他有機會接觸和觀察當下的青少年，并對此展開多年研究。他發現，如果沒有教師的及時制止和教育，如果失去了規章制度的約束，青少年們難免會打架斗毆，甚至做出更加野蠻的舉動。失去約束的青少年與平時所見不同，在這些情況下，他們會不由自主地顯露出人性中惡的一面，也由此給他的第一部揭露人性丑惡的小說——《蠅王》帶來了靈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