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國財政貨幣政策操作的建議(一)

完善我國財政貨幣政策操作的建議

2003年以來，在經濟運行出現轉折的關鍵時刻，財政、貨幣政策都做出了相應調整。政策調整的取向和政策搭配，基本契合經濟周期不同發展階段穩定經濟運行的內在要求，體現了財政、貨幣政策各自的特點。今后一段時期，是我國從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跨越的關鍵時期，也是全面改革向縱深發展的關鍵時期，經濟運行環境復雜多變，宏觀調控面臨巨大挑戰。應從五方面著手，完善我國財政貨幣政策操作。

一、對2003年以來我國財政、貨幣政策操作的簡要評論

（一）財政、貨幣政策操作的取向和政策搭配格局基本正確，對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發揮了積極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運行大體經過三個明顯的周期波動。2003年以來宏觀經濟運行，和第三個經濟周期基本吻合。簡要回顧2003 年以來的財政、貨幣政策操作，可以清晰地觀察到：在經濟運行出現轉折的關鍵時期，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都做了相應調整。在經濟復蘇向高漲階段過渡的轉折時期，政府對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做了微調，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過去的刺激性政策導向。在政策配合上，則以行政、產業政策為主，以財政、貨幣政策調節為輔；在經濟繁榮的頂點時期，采取收縮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政策搭配上以貨幣政策為主，財政政策、其他政策為輔；在經濟衰退的關鍵時期，實施擴張性調控政策，并且政策搭配以積極財政政策為主，以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和產業振興計劃為輔。在經濟調整時期，則完善、充實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在依托積極財政政策保持經濟平穩運行的同時，更加重視通過深化改革、調整結構來管控風險、激發經濟活力。這樣的政策取向和政策搭配，契合了在不同發展階段穩定經濟運行的內在要求，體現了不同政策的特點。從總體上判斷，無論是政策搭配或是政策取向的調整，其基本方向都是正確的。

（二）從操作角度看，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

1、政策設計不夠科學

不同于上世紀90 年代著力重構政企關系和銀企關系、著力厘清不同社會主體的責任和義務，進入新世紀以來，要求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壓力不斷增加。國有企業不僅要增強市場競爭力，提高盈利水平，還要帶頭履行社會責任；商業銀行不僅要堅持商業經營原則，還要積極協助實施產業政策，從而導致政企關系更加密切。與此同時，由于政府是大政府、強政府，在稅收減免、資源配置、土地供應等方面擁有很強的調控能力，企業、銀行也有很強的動力與政府保持密切的關系。它們愿意聽政府的“招呼”，愿意為政府“分憂解難”以獲取額外的經濟利益。獨特的經濟結構，決定了中國與成熟市場經濟國家不同的政策作用機理。這就決定了我國的宏觀調控政策設計必須考慮中國特色。在普遍開展“招商引資”競爭、基本價格嚴重扭曲的背景下，僅靠中央政府的緊縮政策不足以改變激勵投資增長的基本利益格局；同樣，在刺激經濟增長時，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國有企業、國有商業銀行目標一致、行動一致，最終不僅地方財政擴張超出預期，實體投資增長超出預期，銀行信貸擴張也超出了預期，最終導致出現政策刺激過度。政策實施結果與政策設定目標的偏差，反映出政策設計水平有待進一步提高。

2、政策力度不夠恰當

在經濟由復蘇向高漲階段轉換期間，財政、貨幣政策應由擴張性的政策導向轉向中性的、乃至相對偏緊的政策導向。但當時卻采取了以產業政策和行政干預為主導的政策組合，從財政支出角度看，只是把財政赤字規模削減約200億元；從貨幣政策看，僅僅把基準利率提高0.27個百分點。如果考慮到物價水平的變化，實際利率水平甚至是下降的。這樣的政策調整力度明顯是不足的。其結果，只會是延遲通脹壓力，并使其以更加猛烈的形式表現出來。不僅如此，不到位的經濟調節還為行政干預、審批制的回歸打開了大門。為了抑制投資過熱，有關部門不得不求助于產業政策和市場準入政策，甚至把事后知會性質的備案制異化成了審批制。同樣，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