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農”問題與我國經濟發展20(二)

農村市場化改革牽涉到了諸多方面的內容，需要強調和明確的是：(1)賦予農民更為完整的土地產權，鼓勵有條件的地區積極探索土地經營權流轉制度改革，促進土地的流動，實現土地資源的優化配置。市場配置資源的有效性就在于它能夠使稀缺資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我國農業市場化改革顯然不能把最稀缺的土地資源排斥在市場之外。我國的農地制度首先要強調“穩”，但也要“活”，不能因為強調穩定而扼殺了流動。最近一些人士過分強調“穩定”，是一種僵化的觀念。(2)近幾年，“公司+農戶”的產業化實踐漸成大觀，取得了一定范圍和程度上的成功，有效地促進了結構調整。必須繼續促進農民的聯合和合作，提高參與產業化經營的農民的組織程度，形成“公司+合作社+農戶”的模式，農業發展必須重視民間力量，這也是現代國家的基本理念。(3)根據糧棉生產和流通的新變化，按照市場取向繼續深化糧棉流通體制改革，特別是要培育國有糧食企業的競爭性，提高其經營效率。(4)加快農村信息化發展，為結構調整提供及時準確的信息服務，因地制宜地采取多種形式向農民及時傳播市場供求信息。(5)加快農產品質量標準化建設，建立和完善“從田間到餐桌”的食物供給鏈，切實提高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

(二)轉變政府職能：減少控制、增加服務

“三農”問題的解決要求有一個高效協調的行政管理體制，否則就會因過高的政策成本和行政低效率，而使得一系列的利農政策不得其果。

我國已經進行了20多年的市場化改革，現在面對加入WTO的沖擊，政府管理體制必須進行自身改革。可以說，WTO給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帶來多方面的沖擊，其中最大的沖擊也許就是對政府管理體制的沖擊，而這個沖擊實質上是我國加入WTO最大的好處。

政府管理體制改革的基本原則應當是“減少控制，增加服務”。減少控制，就是要求政府部門遵循．市場經濟發展的規律和邏輯，來調控和管理經濟，而不是簡單地靠權力的流通和行政命令；增加服務，則是要求政府部門根據市場化和貿易自由化的要求為農民提供更多的諸如信息服務、技術指導、信貸便利化和風險保障、環保和生態建設等等方面的公共服務，增加農民的獲利機會，減少市場風險和國際農產品的沖擊。

(三)建立國家對農業的支持政策體系

在國際上，美國、歐盟、日本等都對農業部門給予了巨額的補貼，以期改變其相對于其他部門的不利地位，保證務農者與其他就業者大致相當的收入水平。我國現存的農家經營規模十分狹小，勞動生產率很低，加之買方市場條件下農產品的價值實現較之其他產品更為困難，風險更大，所以非常需要政府的支持。

現在，我國農民又面臨著貿易自由化的沖擊。按照協議，我國將逐步開放市場、降低關稅。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加大對農業的支持力度，全面提高我國農業的國際競爭力。有必要借鑒國際農業支持和保護的經驗，設計和構建合理有效的國內農業支持政策體系。

三、減少農民，富裕農民

“三農”問題表現在諸多方面，但人們在探本究源時，不約而同地發現，農民人數過多以及由此而導致的勞動生產率太低，才是“三農”問題的核心癥結。

統計數據表明，2003年，中國農業的產值占GDP的比重已下降到14。5％，但農業勞動力仍占社會總勞動力的50．0％。這一結構特點顯著不同于國際上經濟結構轉換的普遍規律。在發展經濟學理論中，H·錢納里和M·塞爾昆[3](1975)在《發展的形式：1950—1970》一書中處理了101個國家1950—1970年間的歷史數據資料，揭示了部門的產出結構與就業結構之間的關系，勾畫出了經濟增長過程中結構轉變的“標準型式”。但是，我國結構轉換過程與他們實證研究所發現的基本規律存在著明顯的差異，而且這種差異性遠遠超出了錢納里所說的“稍有不同”的范圍。

數據顯示：1978—2000年，我國農業就業比例從70.5％降為50％，年均下降1．6％，如果按照這種速度，需要再過整整100年，才能降至10％。這清楚地說明，我國需要以更快的速度轉移農村勞動力。實現這種實質性變化，改變“工業化國家+農民社會”的現狀，需要綜合的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這里著重強調以下兩點：

第一，打開鎮門、城門，有步驟地讓更多的農民進入城鎮，加快城鎮化步伐；第二，加強對農民的教育和培訓。

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問題，解決“三農”問題關鍵是要不斷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農村產業和就業結構調整是增加農民收入，實現農業和農村經濟現代化的根本出路。

相關政策措施的落實將使我國的農業、農村、農民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不斷迸發出新的活力，成為國民經濟在本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展水平的一個重要力量。

[ 參 考 文 獻  ]

1、陸學藝．走出“城鄉分治，一國兩策”的困境[J]．讀書，2000，(5)

2、M．Olson．The Rise and Decline 0f Nations[M]．Yale University press，1982．

3、H．錢納里，M．塞爾昆．發展的形式：1950—1970[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88．

4、西蒙·庫茲涅茨(1966)．現代經濟增長[M]．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1．

5、劉福垣．論城市化運動[M]．中經網2001—3—26．

6、《中國農史》2005/2